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研究

后扶贫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带领人民以解决相对贫困为核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和加强返贫治理、消除多维贫困、推进乡村振兴等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这要求我们巩固脱贫成果,夯实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增强相对贫困治理的动力,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保障,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取得实际效果。     

面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本质内涵、转向架构及路径选择

相对贫困治理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研究的时代命题。治理相对贫困必须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序目标,需要嵌入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逐步扩展和丰富相对贫困治理内涵。设置和构建与共同富裕目标衔接贯通的方法体系,尝试从治理理念、治理空间、治理行为、治理标准等核心内容进行转向建构,提升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包容协同性。聚焦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点,文章着眼从方法论、宏观、中观、微观分层研究结构,将前提、起点、过程、结果的归正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志智双扶机制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的细化设计中,更为清晰和系统地展现相对贫困治理进路。     

构建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为我国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0年后,我国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遵循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实践性与前瞻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应立足于相对贫困的特殊性,分别从治理主体机制、识别机制、协同机制、衔接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起一套不同于绝对贫困的全新的治理机制,为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的缓解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结构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镇相对贫困的隐患日渐显现。现阶段我国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面临识别标准缺失与治理体系缺位两大现实困境。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收入与福利维度的经济条件、政治权益、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及透明性保证共15项指标的城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旨在为精准识别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标尺。以提升个体可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国家为主导,提供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个体为核心,培育个体的内生可行能力;以市场为媒介,提升重新赋予个体可行能力的效率;以社会为依托,拓宽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渠道。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时期,应据此形成缓解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     

贫困治理背景转换下的社会救助转型:从保障生存到促进发展

贫困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一个"持续—波动"的连续谱系。伴随着贫困状态在平缓与波动之间的循环演变,贫困治理也在以社会救助为主体的常规性治理和以反贫困运动为主体的突击性治理之间不断转化。基于"对象—需求—目标—体系—机制"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和贫困治理的系统开展,中国贫困对象及其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转换,贫困对象从绝对贫困群体向相对贫困群体扩展,贫困对象的需求则从基本生存需求向多维发展需求延伸。随着贫困治理背景的全方位转换,社会救助作为"后扶贫开发"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措施,也需要实现制度转型:确立保障生存与促进发展相结合的目标定位;在补齐社会救助制度短板的基础上,构建保障生存型和促进发展型救助制度体系,并加强二者的联动;在对象识别、分类救助、管理协调和业务经办等方面改进和创新社会救助运行机制。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

治理相对贫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重心和形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困治理政策和制度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生境条件差异视角,从相对贫困成因切入,构建“经济收入—人的发展—制度安排”相对贫困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审视贫困治理政策面临的治理目标、政策体系、话语表达的转型与挑战,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前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群众锲而不舍地与贫困问题作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主要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构建大扶贫格局,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等。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防止脱贫人口大规模返贫,逐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向缓解城乡相对贫困的反贫困战略转变。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类型划分及治理机制

随着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重点的后脱贫时代。依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以及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新表现,知识贫困、精神贫困、隐性贫困和代际贫困是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的主要类型。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需树立相对贫困治理理念、制定相对贫困治理标准、整合相对贫困治理路径、完善相对贫困治理制度,确保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按理办事、有据可循、有路可行和有法可依。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绝对贫困现象大规模减少乃至基本消失，我国贫困形态和贫困治理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贫困问题逐渐进入议事日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理论视角转换，对于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如何开展贫困治理均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具有程度的层次性、领域的多维性、人群的边缘性、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转化的时间动态性等五个方面特征，给贫困治理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在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救助仍然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需要关注新的贫困现象、贫困人群、贫困目标，并据此对制度本身进行相应调整，确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制度的城乡统筹、提升施助的精准程度、协调主体的多元参与，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扶贫新挑战与农村反贫困治理结构和机制创新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对象、目标、战略任务进行了全新谋划升级,也对我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本文从对象识别、资金投入、项目选择、监管评价等层面,系统分析了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现存缺陷,并首次提出其根源在于政府扶贫机构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结构有待优化,应该构建"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进而系统阐述了农村合作式反贫困治理结构的涵义、构成要素和功能优势,分析了创新农村贫困治理机制的对策路径,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开创农村扶贫开发的新局面。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农业转移人口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国内文献的综述

在后小康时期，贫困治理的关键已经由消除显性的、单维的、农村地区为主的绝对贫困转向缓解隐性的、多维的、城乡两地兼顾的相对贫困，而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群体，现已成为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主要群体，其贫困问题也愈发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本研究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研究的文献梳理，重点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贫困研究的重要转向、农业转移人口相对贫困的多维度呈现、农业转移人口致贫机理的理论探讨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阐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相对贫困的马克思人学阐释及其三重维度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引致贫困形式的转换，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为厘清相对贫困的具体内涵和治理方式，大量研究对此做出阐释但普遍存在着两大误区。从马克思人学理论出发，治理相对贫困成为人均衡而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据此从人的主体性、本质的丰富性以及能动性这三重维度出发重新审视相对贫困的主客相对性本质、多维性表现以及内源性要义，并深刻把握相对贫困的人学内涵。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测度原则与路径选择

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完成后,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前提是相对贫困测度标准的确定。关于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学界主要有单维贫困标准论、多维贫困标准论和基本需求标准论。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不仅指相对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贫",更指其社会发展的"困"。应建立体现经济之"贫"与发展之"困"并重、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适度的复合测度标准。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既要解决相对贫困主体经济收入问题,又要解决其发展能力和发展权利问题。应以提高工资性收入为重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之"贫",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其发展权利之"困",以志智双扶解决其发展能力之"困",构建以"贫"与"困"为主要内容的防止返贫监测机制。     

行政吸纳市场:治理情境约束强化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基于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借助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应对政策指令或谋求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基层政府行为常常以自我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为导向,往往导致基层治理困境。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治理情境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约束有所增强,基层政府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文章以湖北省武陵山区W贫困县的产业扶贫为个案,认为贫困治理情境约束的强化以有效减贫为核心内容,促进了基层扶贫部门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衔接,进而推动基层扶贫部门采取行政吸纳市场的行动策略,即:基层扶贫部门采取激励举措吸纳市场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在贫困治理结构再造的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主体、贫困群体三种利益主体的共赢机制,以应对贫困治理情境中日益增强的有效治理压力。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积极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山西省H县X村扶贫工作的实证调研

坚持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是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山西省H县X村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市场主体缺乏、社会扶贫力量薄弱、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为推进扶贫工作见实效,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等途径构建扶贫主体共建机制,通过因地施策、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构建帮扶措施共享机制,从而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     

美好生活的社会保护水准:社会政策体系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的建构

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是我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构建基本生活需要标准,关键在于瞄准相对贫困目标、构建福利认证标准和消除社会排斥状态。基于人类需要理论和国外基本需要战略等相关研究,应以民生保障、适度普惠、多维满足和防止伤害等为具体目标,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生活需要标准。这一标准分为最低标准和适当标准两个层次,包括收入、医疗、教育、住房和照料五个维度的货币指标和非货币指标。以"美好生活"为核心的新时代社会政策体系要在全面性与协调性、主动性与精准性、适度性与发展性三个方向着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解决相对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