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扶贫战略也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不充分、不平衡发展导致的相对贫困，扶贫事业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为目标的阶段。新的贫困治理阶段需要及时调整贫困治理的方向以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因此，应在治理模式上由超常规的集中治理转向常规性治理，治理动力由外部推动为主转向以内生发展为主，治理目标由解决生存问题转向解决发展型问题，治理思路由事后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防贫并举。同时，要从建立贫困识别检测机制、完善长效稳定增收机制、培育主体发展动力机制、构建城乡统筹扶贫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等五个方面构建走向共同富裕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绝对贫困现象大规模减少乃至基本消失，我国贫困形态和贫困治理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贫困问题逐渐进入议事日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理论视角转换，对于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如何开展贫困治理均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具有程度的层次性、领域的多维性、人群的边缘性、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转化的时间动态性等五个方面特征，给贫困治理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在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救助仍然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需要关注新的贫困现象、贫困人群、贫困目标，并据此对制度本身进行相应调整，确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制度的城乡统筹、提升施助的精准程度、协调主体的多元参与，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杭州困难群体贫困特点看社会救助政策的完善

困难群体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关系民生、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杭州市三个农村和一个社区的入户式调查，在对大规模问卷资料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困难群体的贫困主要以相对贫困为主、“夹心层”准贫困现象突出、叠加贫困问题严重且贫困的地区差异显著。因此，应当推进和完善目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加强对相对贫困的关注，落实分类救助思想，构建多内容、多层次的救助体系，缩小贫困的地区差异，促进社会公平。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人反贫困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扶贫工作的政策供给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老年贫困成为长期制约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系统构建农村老年反贫困制度,不仅契合了贫困治理的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构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迫切需求。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表现为物质收入的相对贫困、基本能力的相对贫困与基本权利的相对贫困。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治理路径有赖于加速提供建立普惠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激发农村老年人反贫困的主体自觉。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发展轨迹及其趋向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兴起的针对贫困代际之间维持、延续原因进行探究的理论流派.该理论试图从贫困群体内部因素诸如贫困文化、人力资本、教育、社会关系网络、生活环境等,来探讨贫困在贫困群体内部存在的长期性、持续性、复杂性的原因,开创了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后扶贫时代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是重大民生问题，在脱贫攻坚行动的助推下已取得历史性成效，但仍需持续关注。农村老年相对贫困具有增收渠道有限、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留守独居方式加深贫困程度、社区贫困加剧贫困脆弱性等特征。基于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性，可以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三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空间再造理论。实践中，互助幸福院融合了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紧密联结、守望相助的传统得以保留、主观福利得到提升等实践优势。后扶贫时代，结合空间再造理论和互助幸福院的实践探索，改善物理空间，打好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底色；优化社会空间，提升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成色；提升主观空间，增强农村老年相对贫困治理亮色，对于我国贫困治理意义重大。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镇结构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镇相对贫困的隐患日渐显现。现阶段我国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面临识别标准缺失与治理体系缺位两大现实困境。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收入与福利维度的经济条件、政治权益、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及透明性保证共15项指标的城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旨在为精准识别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标尺。以提升个体可行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国家为主导,提供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个体为核心,培育个体的内生可行能力;以市场为媒介,提升重新赋予个体可行能力的效率;以社会为依托,拓宽提升个体可行能力的渠道。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时期,应据此形成缓解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治理路径。     

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这为双方协同推进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合作社因其制度益贫性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组织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强，为了满足社员的多元化需求，合作社不断拓展经营业务。这使合作社能够从不同维度参与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活动，帮助化解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贫困难题。通过双方协同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建立融合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养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社区性服务业为一体的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作社增强资金实力、培养合作人才、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前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人民群众锲而不舍地与贫困问题作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主要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构建大扶贫格局,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等。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防止脱贫人口大规模返贫,逐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向缓解城乡相对贫困的反贫困战略转变。     

包容性增长:基于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探析

从相对贫困角度对包容性增长理念进行探析,从相对贫困的三个维度,即收入不平等,人的发展和人的脆弱性问题全面解析包容性增长,并基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三个关键性因素,最后论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的路径选择。     

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分析框架,深度贫困地区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着资源禀赋条件差、后续发展乏力,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精神贫困问题突出、人力资本薄弱等现实困境。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多方协作、市场化、利益联结为原则遵循,加强脱贫监测预警、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坚持绿色发展道路、保障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切实提高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可行能力,实现稳定脱贫和长效发展。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策略的思考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问题一直是我国西部偏远山区的一项重大扶贫脱贫工程,是实现国家富强、大小凉山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要实现大小凉山的精准扶贫脱贫,需要打破大小凉山的现实约束,大力发展交通业,改善教育资源等落后面貌。策略上,不仅要实现扶贫脱贫对象的精准化、扶贫脱贫主体的多元化,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控制人口约束等多样化对策多管齐下,促使内因外因不断互补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同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思想上的精准扶贫脱贫,改变安于现状的想法,去积极创造财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财政扶贫资金投放和使用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重视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各项体制机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各项制度创新和保障措施中,财政扶贫资金的投放和使用机制是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多年实践,我们在财政扶贫资金投放和使用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主要包括:加大投入倾斜力度,提高瞄准精度和使用效率;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完善工作机制;重视方式方法创新,确保财政扶贫资金得到充分高效使用;完善规划设计,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需要继续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作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保障和支持。     

城市弱势群体贫困的政策分析

城市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如由于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因为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失业等等。但我国城市贫困的形成原因却有所不同,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失误。具体表现为相关政策的缺位以及已有政策中存在的诸多不合理。     

浅析云南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建设

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会碰到发达地区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探索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独特道路,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十六大战略部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

近10多年来,政府的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扶贫项目之成效如何?通过对12个扶贫样本村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在不同村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并呈现"规律性"效应,即: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呈现正效应,而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呈现负效应.这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与责任流失,以及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等问题密切相关.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兼论反向国债作为扶贫济困新思路的可行性

“隐性动态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扶贫济困工作未来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传统治理工具主要应对“绝对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及存在可识别的贫困表征的相对贫困问题,较难对“非贫困状态-相对贫困状态”路径的相对贫困问题进行有效的识别与应对。以“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有效识别与应对为目标,国家应推出反向国债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济困的治理工具,以作为传统扶贫济困治理工具的补充,为相对贫困中的“隐性动态贫困”问题的识别与治理提供新思路。     

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驻村扶贫干部胜任力研究——以辽宁HR县为例

为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选派出大量驻村扶贫干部进驻贫困村、户进行帮扶。驻村扶贫干部胜任力存在差异,实际精准帮扶效果也明显不同。驻村扶贫干部在认知结构、素质结构、行为结构方面存在着胜任力不足的问题,导致驻村干部认知不清,角色混乱;素质不够,能力不足;行动不善,扎根不稳。相关部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快驻村干部角色转变、完善培训体系设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确保驻村扶贫干部具备较强的胜任力,助力精准脱贫事业。     

宁夏六盘山区旅游扶贫战略探析

宁夏六盘山区的极端贫困与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耦合,使其实施旅游扶贫战略成为可能。实施旅游扶贫战略必须从旅游资源、区位交通、客源、政策环境方面下工夫。     

《哲学的贫困》中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研究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无法把握"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这根源于蒲鲁东的研究方法,蒲氏套用了黑格尔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十个前后相继的"环节",虽然作为诸"环节"的概念是可以把握社会有机体特征的,但其方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更多地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把握社会有机体,他既强调共时的系统性,又强调历时的发展性。马克思不仅在《哲学的贫困》中涉及到了社会有机体理论,还在其它著作中探讨了社会有机体理论,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活的有机体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观点。这一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