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自由”理念的奠基者——严复“自由”观之价值述评

在近代中国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严复提出实现近代化的本根在于将工业文明的价值基石--"自由"理念内化为国人价值认同系统的核心思想.为此,严复对"自由"价值进行了三方面的演证在主体性方面,他剖析了中西文化根本精神之差异,为建构中国近代的"自由"人格提供了经验性判剧;在客体性方面,他揭示出自由乃人类进化的必然归宿,为创设中国近代的"自由"国度提供了理论底据;在实践领域,他认同西方"消极自由"的意涵,为"自由"进入中国近代化的实践领域提供了可操作原则.据此,严复尽管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中国近代"自由"理念的奠基者.     

严复为何将《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

1903年,严复将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名著《论自由》译成中文。在确定中文书名时,严复几经斟酌,将之定名为《群己权界论》。密尔原书名《On Liberty》,最准确、最直接的译文是"论自由",而"群己权界论"表达的是"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两相比较,相差明显。这是很值得咀嚼一番的     

关于建设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一些看法

中国的现代政治学,应当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传统、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经验,继承和革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遗产,吸取借鉴现代政治学说的科学成果,阐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规律和道路。     

严复与《群己权界论》：密尔自由观对严复新闻思想的影响

被誉为中国“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的严复深受密尔自由主义学说影响，认为“自由”是中西差异的根本所在。但以往研究未有涉及密尔的自由观如何朔造了严复的新闻思想与办报实践。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梳理密尔《群己权界论》的基本观点与严复办报理念的渊源关系，它们是（1）新闻自由的权利不能凌驾于“群”、“已”界限之上；（2）交流求“通”；（3）“理”应当成为新闻职业道德依据；（4）新闻具有教化与图强功能。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欧洲政治哲学的思想嬗变

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欧洲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思想嬗变。总起来说,欧洲古代政治学追求符合"至善"理念的道德共同体;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人的自由权利为核心内容,追求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利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人类解放"为基本价值取向,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根本区别。     

“五四”前后高一涵的人权思想

高一涵是中国现代政治科学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作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最显赫的一批“大众导师”之一,他又是少有的具备深厚西方政治学素养的专业人士,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对其富有特色的人权启蒙部分作一些疏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论建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政治学知识跨情境效度问题的有效破解，是对西方政治学霸权的积极回应，是拓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学术努力，符合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和发展规律。长期以来，学界在创造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的探索中，形成了理论建构型、从实求知型、回应拓展型和返本开新型等基本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方法论层面把握价值取向、厚植理论基础、彰显现实观照，以中国性为根本，以超越性为关键，以包容性为依托，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政治学基础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公共政策优化、比较政治等自主知识生长点。     

社会主义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形态

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融入社会主义集体的发展中才能得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人们得以自由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们得以自由发展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理念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发展。     

三类物资:观察中国计划经济运作中“小自由”的一个视角

三类物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其发生的根据,在于计划体制的内在局限,以及中共领导人关于"大计划、小自由"的设想。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开始,政府部门逐步加强对三类物资的行政管理、协调和规划,但在政治运动波及下,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三类物资的业务经营,依然存在一定的"小自由",但在其流转过程中的两种主要渠道即三类物资交流会和农村集市在内容、形态和机制上迥然不同。以三类物资为视角,可以窥见中国计划经济运作中"小自由"的基本特质。     

严复与台湾

严复与台湾有着深厚的情缘。这种情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作为马尾船政学堂毕业中国最早的现代海军成员,严复亲自勘测过台湾的海防,其现代海防思想与台湾岛、琉球岛等东南沿海岛屿在清末的得失紧密相关;二、严复的儿子严琥与台湾板桥林家姑娘林慕兰结为婚姻,这使得严复子孙后裔在台湾枝繁叶茂。因为与严复的联姻,这使得台湾板桥林家从与三坊七巷在近现代中国极有影响力的政治世家联姻拓展到与三坊七巷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家族联姻。活跃在政界、商界、文教界的严林两家的后裔,至今依然为台海两岸的和平互动做出有影响力的积极贡献。     

政治文明基本精神及其历史逻辑

政治文明是标志一定社会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自由程度和进步状态的范畴,政治文明基本精神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从政治哲学层面分析近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基本精神和我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并从其中的历史发展逻辑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才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探索政治文明的现代化之路

建设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成为百余年来中国本土政治转型的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诸种政治文明探索的现代化方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而且为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栏目稿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栏目旨在服务于中国特色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重在发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各领域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的学术文章。例如，中国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与机遇；中国如何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如何传承与光大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伦理精神与合理元素，以及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集权于分权的关系；中国民主发展的动力机制；如何建构效率与制衡兼顾的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离不开高水平的理论建构，因此，本栏目竭诚欢迎那些有深度的、扎实的，具有创新性和建构性的学术论文。     

理性政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代转型

理性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又是一个很少被提及和研究的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蓝图已清晰描绘,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必须实现向现代转型和过渡。为此,新时代要求我们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考虑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素,使两者深度结合,铸就适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理性政治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其自然就是中国实现现代政治转型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本文试从理性政治的概念分析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初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并从学理上探讨当代中国应建构的"理性政治学",为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未来政治发展方向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稳固性等问题提供理论视角和思路借鉴。     

新态势下腐败治理的新思考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毒瘤,世界各国无不竭力抑制这种"癌症"的生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调反腐,进一步明确了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新动向,创新腐败治理的新方法,还人民一个"百姓清爽、官场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的天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自由与自然——生态危机的现代反思

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现代人以自由作为追求的目标。由于现代的自由概念被理解为不受限制，自然则由于其内在的规律性而对人有所限制，所以。现代人以为，为了自由，就必须征服自然。实际上，自由并不与自然对立，真正的自由必须以自然为基础。     

道义诉求与中国社会福利理念嬗变的价值底线

政府出面"通管天下",是中国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政府责任理念是与中国传统的道义追求分不开的.由追求社会福利"道义责任"而引发的社会福利"道义理念"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基础.道义作为文化心理结构构筑了政府道义责任的精神内涵,以道德力量作为支撑的道义责任又构筑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概念——兼议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

"臣民"、"公民"、"市民"和"国民"这样的语言体系,是与一定政治形态相适应的人的存在形态,是对政治现实的典型反映。"臣民"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是与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成员资格。"市民"是以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为根本、掌握了大量财富并最终与国家主权相结合的群体。公民是与近代国民国家建立后民主制度发展、与公民权、参与公共生活相联系的范畴,统合了市民、臣民和选民的三种角色,是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具有政治权利的政治成员资格。国民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范畴,具有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具有公民权。国民权利、国家归属和国家认同构成近代国民的三大支柱,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则是国民的内在属性。衡量近代国民形成的标志,最重要的是两个条件,一是"去地域化",二是"去奴仆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观”的转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观"经历了从"外-内的限制"到从"内-外的内省式"转变,唤醒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使更多的人摆脱了传统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气去挑战,去追求个人的幸福。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观"也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承担"的"自觉式"转变,使更多的人主动地投入到政治变革中去,为国家的发展主动地付出。产生如此转变的原因有政治、社会、思想、教育等方面。这场转变促进了"重视个人解放""直接行动""勇担责任"的五四精神的形成。     

从投票到喝彩:卡尔·施米特的例外化民主论

基于从"同一性"的实现界定民主,施米特严格区分了自由与平等,由此对自由主义与民主进行了严格区分,并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制度层面,他指出现代大众的兴起对西方议会制构成了挑战。施米特基于特定的政治以及人民概念和实质平等概念,提出人民是制宪权主体,现代政治的唯一基础是民主,民主可以通过喝彩(民意)来体现。施米特对人民的弱点以及纯粹民主的局限亦有认识。施米特的民主观,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观,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法西斯主义。他的民主观暗示了人民革命之可能。施米特一方面指出民主对于现代政府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却又使得民主例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