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支点撬动大治理 ——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郯城实践与思考

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净化乡村政治生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山东省郯城县坚持从"小"处着眼、从"微"处着手,以加强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为重点,以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为核心,以优化服务群众机制为落脚点,着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创新,在监督完善村级"小微权力"工作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郯城实践""郯城方法".     

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及宗族派性关系探析--村级民主选举的视角

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已推行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其中民主选举居于首位。有必要根据当前村民自治中选举运行现状并分析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宗族派性关系对村级民主选举制度的影响,从制度和意识方面给出改善民主选举的基本途径。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的双向透视

我国村级治理的法定模式是村民自治,从法理上说,这一模式可以充分满足广大村民的诉求,但是我国部分地区在实践层面上的村级治理由乡村精英的话语主导,没有很好地满足村民诉求。从价值追求与利益驱动的逻辑向度对乡村精英治理现象进行溯源后,精英话语主导村级治理有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客观性,但是基于其自身的局限,具有向村民自治过渡和转化的必然。精英治理因其优劣并存而与村民自治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的融合过程即为张力的调适过程,最终将实现彻底的村民自治。     

党建动态

敦煌市加大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力度今年,敦煌市继续加大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力度,推行三项改革试点活动:一是开展村级组织领导体制改革试点。以村“两委”班子换届为契机,在部分人口规模在1000人以下的村推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村级组织实现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协调一致的新体制。二是开展乡镇党代表活动试点。通过充实党代表活动内容,完善党代表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党代表在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推动农村经     

嬗变与挑战：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组织功能转换研究

村级党组织的功能转换是村民自治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客观要求。本研究以调适与转换村党组织角色功能为视角,探究村民自治背景下实现农村"两委"关系藕合与和谐的例证与路径,在理论上将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村民自治理论和党的基层执政理论;在实践上,实现村党组织角色功能合理的调适与转换,将有利于消弭村民自治进程中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的矛盾,扭转和解决农村基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有效地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促进农村治理进一步走向善治。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2020年以来,石家庄市鹿泉区强化党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208个村全部构建了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1+1+1>3”的效应,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自治引领:调动群众参与。鹿泉区建立“四议两公开一审查一监督”机制,指导各村严守工作规则和流程,对村级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全程纪实。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群众路线，推动乡村治理，是中共在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的经验，成为建国之后中共农村治理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村级自治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行政依赖，因此，党通过创新基层组织的建设和活动方式，有效覆盖村级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以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培植农村民主的内生制度，新时期党的农村工作臻于善治。     

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村级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当前,就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国内外学者大致分为三大类型:两分法、三分法和四模型说。为推进村民自治走向深入,亟待理顺村民委员会与乡政府、村民委员会与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自治职能与其它职能的关系,以及遏制并根除村民自治权力的异化现象。十余年来,村民自治的实践推动了我国农村基层社区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必将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起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作用。     

困境与出路:城市化浪潮中的中国西部农村基层民主——以四川省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中国西部农村遭受到强烈的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与此同时,已经推行20多年的村民自治也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资源流失导致村民自治资源稀缺,文化衰落导致农村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在城市化浪潮中,西部农村基层民主走出困境的出路在于:第一,推动村民自治由行政村自治向农村社区自治转型;第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第三,鼓励实践创新,探索新形势下村庄治理的新路子;第四,吸引农村精英回乡建设新农村,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留守村民的自治能力。     

推行村级“权力清单” 让村权“晒太阳”——淄博市淄川区推进村级规范化建设侧记

<正>今年以来,淄博市淄川区结合区域实际,以市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昆仑镇为试点,结合村级治理工作的现状,以规范村官权力事项和村级权力运行为重点,以"明确村官权力—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控制"为主要内容,探索推行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村级规范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坚持村民自治人人争当权力监督员"在全区实施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意义重大,有利于把村级权力关在笼子里,促进广大‘两委’廉洁奉公。"淄川区区委书记杨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村务理事会,理好村民事

<正>汤原县香兰镇庆丰村党支部积极探索群众自治新模式,自2016年起,在推进村级民主自治和各项事业发展中,通过成立村民事务理事会,组织引导村民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文明村创建、移风易俗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建机构、选理事,搭建村民"理事"平台。村民事务理事会分设党务村务、经济合作、供销服务、道德卫生、     

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

正推动乡村振兴,党建引领是关键。博兴县突出"三个精准",全面夯实党的基层基础,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精准选派队伍,强化人才支撑。选派71名基层经验丰富的单位负责人,21家与农业农村关联度高、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对接帮包县内、县外121个经济薄弱村,党委书记联系帮包难度最大的村。推行党组织书记规范化管理,建立履职情况定期评估、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村级带头人队     

村民小组“微治理”助力乡村“大振兴”——以普安县江西坡镇为例

普安县江西坡镇以提升基层组织力为重点,全面推行村级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小组“微治理”,通过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务”、推行“微教育”、实行“微管理”、强化“微监督”,引领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激发乡村振兴的强大内生动力。一、江西坡镇的“微治理”模式普安县江西坡镇党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村民小组延伸,形成了“微治理”模式。普安县江西坡镇的“微治理”模式包括以村民小组、党小组和村民理事会为核心的“微组织”,以网格长和网格员开展“微服务”,依托“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或“道德大讲堂”等载体推行“微教育”,推行诚信村民管理办法实行“微管理”,以群众监督为主体强化“微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