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冲突国际化与国际政治

本文认为族群冲突从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演变的方式之一就是“族群冲突的国际化”。族群冲突国际化的渠道主要有四种 :1、族群民族主义者和面临冲突国家的国际外交行动 ;2、来自于国家外部的党派干预 ;3、国际恐怖主义 ;4、难民流。大多数情况下 ,族群民族主义对世界体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台湾族群政治的特征分析

台湾的政治生态在从威权体制转型为政党政治过程中，党外势力与民进党为了与传统国民党争夺执政权，扩充其民意基础，强化省籍族群间区隔乃至对立；国民党则因内部的派系斗争或外在的舆论压力也适时打起“族群”牌，结果导致在台湾社会中省籍族群问题，每到公职选举或政治敏感时期就会骤然凸显，成为影响政局发展的重要变数。台湾的族群政治在党外势力和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族群政治显著不同的特征。     

族群分离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基于过程论的分析视角

族群分离运动是全球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对这一问题发生机制的讨论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重要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地理—安全、制度—体系和攻击—回应三个视角展开的,但缺乏对变量的分析。从分离运动的过程论分析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族群分离运动的产生是国内断裂型制度安排与族群政治组织化相结合的结果,当分离族群与主体族群(中央政府)之间在权力获取、利益共享与权利机会等方面的矛盾难以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解决时,当分离主义族群政党能够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去开展分离运动时,分离运动就会产生。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是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根本原因.当代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与殖民主义历史记忆相关联的民族分离主义,以英国的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为代表;二是与历史上的征服和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民族分离主义,以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活动为代表.当代西方民族分离主义具有族群动员、领土要求、族群冲突、宗教对抗、政治组织领导与军事组织参与、其发展受国际社会制约的特征.当代西方国家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趋于缓和,正经历着从对抗、恐怖、暴力转向对话、协商与和平,从试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向要求族群或民族自治的根本性转折.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区隔化族群制度在民主改革中的失败与苏联解体

在区隔化族群制度下,苏联始终存在着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难题.族群联邦制度规定的族群行政边界、差别化优惠政策强化的族属身份界限,使得民族边界意识在激进民主改革过程中,被政治大亨们轻易激活.当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浪潮冲垮了维系国家统一的联盟中央时,苏联便遭受到改革失控与国家解体的双重失败.多族群发展中国家,应当以统一制度的方式整合各族成员,充分保障各族成员福利,努力提高国族认同,在政治转型中坚持渐进稳健的改革节奏,以消解民主与民族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族群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往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要素作为创新点和突破点。中国的少数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少数族群的优秀传统文化。把少数族群的思想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少数族群在历史中的世界观、人口移动、性别角色和习惯法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在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同既有理论比较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跨境田野调查和全球史的少数族群视角诠释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可以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思路和开辟新路径。     

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冲突管理

非洲是多族群聚集的大陆,也是族群冲突频发的大陆.非洲族群冲突的原因错综复杂,加上在某些情况下族群冲突管理的方式失当,进一步加深了族群之间的矛盾.因此,深入分析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非洲族群冲突的最新进展及其管理方式对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族群冲突的理性主义逻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于由某一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的族群冲突,通常的理论解释主要关注后者对前者的不满以及其武装反抗能力。但是,这种研究路径不能解释为什么冲突双方不能达成反映双方实力对比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族群冲突。为了解答这一疑问,有必要关注冲突双方的战略互动。在战略互动过程中,族群冲突双方对彼此实力、意图和战争决心的评估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阻碍双方达成基于真实实力对比的和平协议;即使双方掌握对称信息,但由于担心彼此不能真正履行和平承诺,同样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冲突双方争执的核心问题可能具有不容妥协、不可分割的价值。和平谈判的失败意味着族群冲突的爆发。因此,要防止族群冲突的发生或重建战后和平,第三方的调解和安全保证至关重要,这对于中国介入非洲的族群冲突具有重要启示。     

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湾族群矛盾演变及其走向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新一届领导人。马英九的当选不仅是因为台湾多数民众对陈水扁当政八年贪腐表现的不满与否定,同时也是对马英九执政的高度期待,期待马英九领导的执政团队能够整顿吏治还政治清明,能够抚平台湾社会因蓝绿、统独、省籍、族群的对立而引起的种种纷争与不安。马英九高票当选显示台湾社会中的族群矛盾在减弱,省籍意识在趋缓,尤其是马英九上任以后台湾社会中挑起族群与省籍矛盾的政策因素基本消失了,但不可忽视的是,民进党的族群意识还是比较强,民进党政治人物依然会炒作族群与省籍,从而使族群矛盾出现反复。因此,对国民党二度执政后台湾社会中的省籍与族群矛盾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对于了解马英九执政后台湾政局的发展、政党政治的动向与社会民情民意的走向颇有帮助。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

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但不能简单将中日关系恶化都归咎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因为右倾化并非简单等于军国主义化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其中有些内容并没有违反现有国际规则和日本法律,或已经被日本国民所接受,因此,这一政治倾向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目前的中日关系之所以恶化,表面来看是由于钓鱼岛争端和历史认识等一些具体事件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即双方的"安全困境"、国家发展战略冲突、实力对比相对平衡及感情恶化。所以,不能将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景寄托在日本政治不再右倾化上,而只能在承认日本政治现实和适度影响日本政治的同时,去寻找缓解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具体办法。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

从"一党独大"到"多党并立",受族群政治与"青蛙政治"的双重挤压,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面临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困境.一方面,族群政治固化了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导致腐败和不公平现象频现,激起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持续抗争,最后演变成数波"政治海啸";另一方面,"青蛙政治"以权力和利益为导向,成为新旧政权转换的催化剂,即利用政权更迭契机左右新政权的诞生.未来,马来西亚政治转型需要破解多重矛盾,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     

试析国家分离发生的路径和动力

分离促使国家和国际体系适时进行系统地自我更新。民族主权与族群冲突、国家建设与政权崩溃、民主化与政治失序、全球化与国际干预是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路径和表现。它们分别从社会原生要素间的政治关系、政治系统内外部权力的结构和关系、政治社会与垄断权力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关系,说明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动力来源,即"主权"要素改变、"政权"建设遇阻、"政治社会"关系不对称以及"超国家"外部介入。这四种动力统一存在于国家主权的"同质性""专断性""对称性"和"正义性"四种属性内。它们是主权国家在全球持续裂变和扩散的原因,也是当下国家发生分离的路径和动力从单一走向复合的提示。     

俄罗斯政治变迁的历史和思想基础及其走向

在近30年内,俄罗斯经历了非常重大的政治变迁,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到实行相对自由的政党制度;从行政与立法权的分离和制衡,到联邦制框架下的地方分权;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严格控制,到允许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真正的主权独立。就其政治变迁的方向和结果而言,俄罗斯的政治变迁既是最彻底的但又是最保守的;若以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较量,或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为变迁主线的话,在两极之间摇摆是其基本特征,也是俄罗斯的历史宿命。     

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30年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过程来看,这一转型经历了三大转变,即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中心主义"转变,国家发展模式从"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国家发展战略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从政治发展的微观角度来看,则经历了从"五五年体制"、"八六年体制"到"九六年体制"的转变;政党结构从保守与革新对立模式转向保守模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均走向趋同化。目前,日本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尚未最终定型,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仍在进行中。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论国际政治资源--兼谈社会主义中国开发与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几个问题

所谓国际政治资源,简单地说,就是指国际政治主体用来影响国际政治的手段与财富.它是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来的.它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可以分为硬性的和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也可以分为长期性的和瞬时性的国际政治资源,还可以分为体制性和规范性、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等.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形式主要有战争、军事威慑、经济制裁、政治动员、政治谈判、政治结盟、文化传播、政治协调、政治妥协、政治游说、利用高科技等.开发与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是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这一课题.因此,要制订好行之有效的战略措施与对策.     

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北大核心CSSCI

国际地位是一项特殊的国家利益,它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了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既反映了人类在心理上寻求得到其他族群的认可,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包括促进国际影响力和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统一权威来评估各国的表现和决定其排位,声望多寡和地位高低会成为国家间的争议领域,国家也将为此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涵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分析层级,并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应用依然有待改进,地位政治的研究在中层理论上仍然有待发展,尤其是国家如何认知自身地位,寻求他国承认,以及承认他国地位等问题尚需深入的实证研究。     

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的积弊,是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但也受到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民主变革和民主转型无疑构成了中东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阿拉伯国家均在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改革,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伊斯兰教、军人干政和地缘政治因素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核心因素。从伊斯兰教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来看,教俗对立将继续困扰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同时温和伊斯兰力量也将探索伊斯兰特色的民主道路,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并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塑。从军人干政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军人干政的消解需要经历从民主启动、民主巩固到民主运转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有赖于宗教与世俗关系经长期磨合互动后而走向正常化。从地缘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内部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都加剧了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动荡。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其动因

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使其政党政治出现五重变化，即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族群和多元政党制度并存、伊斯兰政党悄然崛起、东马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和最高元首虚位角色日益实权化。这些新变化折射出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其背后多重动因相互交织。马来人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反腐败进程持续深化、东马自主意识的强化和仇恨政治的推波助澜，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产生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