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廉租楼（外二篇）

在北京的“廉租房”之外,还有“廉租楼”。所谓“廉租楼”有两种,一是1958年“大跃进”中建的“公社大楼”,二是文革中建的“简易楼”。如今,这些“廉租楼”大多数列入危楼范畴了。     

大字报与互联网

大字报久已退出江湖了。 在官方意识形态及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大字报与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大字报并非“文革”的专利,大字报的形式,也不自“文革”始。 至少,在1958年,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已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     

“疯狂英语”中的文化淘金者——一个新兴文化市场的传奇与启示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文化正成为一种很赚钱的超级商品,文化本身就是一座财富金矿。“传媒大亨”默多克认为,世界上有5种最有前途的工业:电脑、通信、娱乐电子产品、娱乐用品和新闻传播,这正是文化人大显身手之地。中国有3亿人学英语,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英语学习的文化市场。近两年,一种名叫“疯狂英语”的学习方法在市场上日渐流     

“铁笔雨石”的书法之路

“书法不是练出来的,而是学出来的” “学书无日不临池,心摩手追有谁知.励志写尽池中水,半生求得一笔直.”这是雨石50年学书法的体会,也是他的座右铭. 说起学习书法,雨石说:“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母亲.”雨石告诉记者,“文革”时期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雨石的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年,其母与著名书法篆刻家徐之谦同在荣宝斋工作,于是妈妈就领着雨石到徐爷爷家去学习书法.     

探访重庆“文革”墓群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座“文革博物馆”。——巴金2005年12月,一则令许多中国人吃惊的消息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不断传入中国大地:曾见证“文革”血雨腥风、位于重庆的一座“文革”墓群(也称红卫兵公墓),因房地产开发即将被拆除。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被广泛转载,这座平日里鲜于在媒体上露面的“文革”墓群,一时间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目标。一月初,当记者赶到重庆“文革”墓群时,看到不少参观者都是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赶来的。偏僻墓园的历史记忆从外表看,这是一座普普…     

饮早茶

“北京狗”与“地老虎”“北京狗”是世界名犬之一种,在国外出版的大型名犬画册中,都有它的尊容。一个著名大学的生物系某教授正在研究野生动物,希望找一只“北京狗”,可是在国内南北奔波,东西寻觅,居然毫无所获。“北京狗”绝迹了吗?不。这位教授说,国外与香港都有的是,不过要“引进”却又要费一番功夫。他感叹地说:“国内由于防止狂犬病,这么多年一直禁止养狗,结果连名犬也趋于消亡了。香港几乎遍地皆可见狗,他们并不禁止养狗,也没有出大毛病,是否在防止狂犬病上有一些灵药呢?”这位教授呼吁重视野生动物之保护,他说他曾经建议北京某酒厂不要出“虎骨酒”,因为老虎在国内已经日渐稀少,不堪再“拆骨”了。如果     

文革“早请示晚汇报”的细节描写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毛泽东是大战略思想的杰出代表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王明并不能取得成功;因为他忽视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东方红,太阳升……’”①——这是多少年以前,王明的亲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颇有感慨的一句话。这样的坦白言词,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反面人物对惊人事实的承认,或者说是一种深刻反思的结果。 今天,虽然《东方红》的歌曲并不需要大家天天唱了,但在中国大陆一股“毛泽东热”形成了无法摆脱的特殊精神氛围。特别是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思想的研究,掀起了“在理论上寻找毛泽东”的热潮,已经取得了相当一批科研成果,     

新生活带来新的消费方式——到底什么是邮购

邮购公司,也被叫做“无货架百货公司”、“无柜台商店”等。邮购是一种并不新鲜的售货方式,在国外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早已出现邮购业务,但国内正式以邮购为经营主体的公司,却是近年才出现的。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商品流通不十分畅通,交通也还不太发达,因此邮购业的市场潜力还很大。 邮购业务一般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把邮购业务和邮购     

“走出去”屡遭挫折

“走出去”战略确立于2000年,与当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列为国家在新世纪初期的两大经济战略。广东省外办副主任林迪夫称,“走出去”战略”是相对于“引进来”而言的。此前20多年,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点是引进外资,“走出去”则力图推动中国企业向外拓展,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安排最后归宿的地方

一九八三年。《羊城晚报》刊登了一则“招工”广告。当待业青年们迫不急待地看下去之后、不由得嗤之以鼻:什么“招工”广告,广州殡葬服务公司!竞然还学人家要进行什么“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云云!有人取笑说:怕不是考我敢不敢在停尸房跟死人睡一晚吧?! 广州殡葬服务公司的领导,一个星期之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考场。但他们马上笑了:三十六位,报了名的,全来了!有男的,有女的.大多是年轻人。白布下面突然伸出一只手:“有水吗?”三年后,我们见到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位。第一位是个妙龄少女问:来殡仪馆,你不怕吗?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因素 ,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 ,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 ,权力因素依然重要 ,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 ,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就是说 ,“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 ,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 ,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因此 ,这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     

国外政党塑造、宣传政党文化的举措及启示

政党文化是政党身份的一种表达,是政党形象的一种展现,是政党凝聚力、感召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源泉,是政党实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党的存续、发展及作用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国外政党采取各种举措塑造并宣介其政党文化,其间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梳理国外政党塑造、宣介政党文化的举措,既有利于增进对国外政党文化问题的认识,也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编读往来

企业人的素质 ■ 张斌(步鑫生集团公司董事长) 企业人的素质在我看来至少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善良素质、合作素质和学习素质。 善良是一种素质,愚昧的人不可能善良。“文革”的暴行来自愚昧,愚昧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如果一个企业被一种愚昧精神所笼罩,这个企业就完了,或终结于企业向黑社会转型,或终结于企业内部“野心与友谊”的冲突。呼吁善良不仅有利于企业、更有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张一兵教授访谈

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近几年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批中青年学者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的最新出版情况,提出“回到马克思”,要求从马恩的经典著作出发研究和解决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为了对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我们特地采访了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张一兵教授,以下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后——一位总政老将军的回忆

《175个将军是怎样“解放”的》在本刊1月号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上比较热烈的反应。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希望进一步了解的问题,比如:175个将军“解放”之后,还有什么曲折或反复?再比如:田维新将军是怎样一个人物?“总政”这一要害部门在“文革”风雨之中是如何动荡的?等等。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175个将军是怎样“解放”的》作者谢国明,写作了以下的续篇。     

康生为何临终前揭发了江青的叛党行为

康生重病在身，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此人与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     

浅析中国传统“人论”在政治文化中的矛盾

“人论”作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所热衷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各大文化体系中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华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就无时无刻不伴随其深刻影响。老一辈学者至今感慨于中国历史上一些耐人寻味的特殊政治现象:与西方有识之士为科学真理勇赴火刑相比,在中国更多的却似乎是因“忠君”而“舍生取义”;文革的十年     

燕化公司表彰读书自学先进集体和个人

燕化公司结合生产、经营、管理实际,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读书自学活动,促进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促进了公司的两个文明建设。 为了促进这一活动的深入发展,营造职工“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学管理、学法律”的学习氛围,公司定期对读书自学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日前,燕化公司对聚丙烯事业部等6个单位、化工一厂裂解     

“知识越多越反动”不是“四人帮”的首创

文革中，“四人帮”疯狂迫害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成了继“地、富、反、坏、右、资……”后面的“臭老九”，“四人帮”呼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中国人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这种愚昧反智文化的推广，造成了中国知识界整整一代的断层，严重阻碍了经济与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许多人以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四人帮的首创。然而，“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理论竟然是来自斯大林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