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田野教授访谈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相关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有必要进行阶段性总结。如何看待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缘起与发展?如何评价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知识贡献?既有的理论研究存在哪些不足,还有哪些改进空间?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教授。田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等。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地区定位与合作格局

作为新地区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不断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坚持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扩员之前,在应对安集延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等地区安全与政治挑战的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确立了以中亚为地缘安全中心的地区定位。在开展各领域合作的进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秉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内部形成了“大国引领、中小国家平等参与”的合作格局。扩员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继续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但其地区定位与内部合作格局出现了新变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中亚的地缘安全中心地位相对下降,以中亚为重心、南亚为重要延伸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新的地区定位。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加入,还增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合作格局的复杂性,使“大国引领”的合作格局面临深刻转型,“中小国家平等参与”的合作格局也在发生演变。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处于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其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展望双周国际军事战略新闻备忘

中国新闻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联合国及区域组织合作新华网联合国7月26日消息:第六届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高级别会议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代表上海合作组织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表示,该组织将进一步加强同联合国及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本次为期两天会议的主题是“联合国——区域组织加强世界安全伙伴关系”。来自23个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讨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威胁以及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等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现任主席代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代表上海合作组织出席了会议。他在发言中阐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将进一步加强同联合国及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会议最后通过的主席结论和联合声明决定,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加强联合国维和能力、保护冲突中平民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的合作,并决定将高级别会议由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高级别会议始于1994年。这次是上海合作组织继2003年后第二次参加该会议。     

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大规模制度变迁促使转型国家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结构迈向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影响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本文对转型国家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民社会构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多边外交政策和行为是其在多边制度框架内角色定位进程的直接产物,而多边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以及角色实践的主动性。着眼于有效推进自身在中亚和周边的利益诉求,植根于日益提升的国家实力以及政治和外交能力,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角色实践,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推动者、议程的设置者、规范的塑造者。鉴于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一方的角色实践始终面对他者的角色预期或者角色要求,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互动进程中,中国需要继续提升自我角色为他者所接受的程度。这尤其要求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积极倡导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共赢,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共享规范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集体身份"的塑造者。     

扩员后中亚成员国对上海合作 组织的期待及其应对

自2017年6月以来,受到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范围扩大、中亚成员国国内政治进程变化、阿富汗局势演变和外部主要行为体中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亚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诉求发生了变化。在政治领域,中亚成员国期望强化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对话和信任水平;在安全领域,中亚成员国希望提升上海合作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综合应对能力,并进一步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领域,中亚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需求在于提升组织框架内多边经济合作的成效;在人文交流领域,中亚成员国之间强化人文交流与合作的需要较以往更为迫切。有鉴于此,上海合作组织须准确把握与平衡各成员国的主要诉求,寻找各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在凝聚共同价值、构筑共同安全、打造共同利益和培育共同情感四个方面,将该组织打造成国际合作的典范。     

政治制度:作用和局限

政治制度影响政治过程,进而影响到其结果,这是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共识。传统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文献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揭示和分析了这种作用。然而,由于政治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的这些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分析和解释制度在复杂的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不能离开制度所指涉的领域、其历史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具体的形势,也不能无视受到制度影响、同时也塑造着制度的政治行动者的作用。制度和政治行动者是互为补充的。不考虑到这一点,孤立地分析制度的作用,不仅不能解释清楚现实世界中复杂的政治过程和制度在其中的作用,而且会跌入制度决定论的陷阱。     

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和新合作的典范

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6国元首在上海会晤,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提出了著名的"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广以互信合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促进地区合作和共同繁荣的重要实践.随着这一实践活动的发展和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正日益成为一个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现在,上海合作组织除了6个正式成员国之外还有4个观察员国,其在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各领域广泛合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安全合作：进程与前景

自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的多边合作不断深入，机制化建设稳步推进，逐渐成为一个务实、开放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作为成员国多边合作的重要内容，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同样成果显著。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作的层次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论十八周岁前后年龄阶段犯罪的量刑——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跨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问题早已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十八周岁前后年龄阶段犯罪的量刑问题仍值得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与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有关的原则和要求以及相应的量刑制度,但是量刑制度与量刑的原则和要求存在不协调的地方,对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同种犯罪行为和不同种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有不合理之处,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展望双周国际军事战略新闻备忘

中国新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三股势力面临新挑战新华网三亚(海南)11月4日消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成立以来, 致力于防范、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维护成员国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目前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由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防范、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研讨会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来自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6个成员国的代表及官员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各成员国进一步加强在防范、打击这三股势力领域合作的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扎哈罗夫说,开展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内容。4年多来,全体成员国在打击这三股势力的斗争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目前,安全领域合作的法律基础和机制日趋完善, 并已进入开展务实合作的新阶段。为此要切实落实有关文件和协议,加强磋商和情报交流,采取防范、打击这三股势力的有效措施和行动,将合作意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成果。     

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在IPE领域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经验难题,以及关于如何解释这些难题的一些理论看法。我想讨论的这三个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世界经济中的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制度。完成这三个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讨论三个大的经验变化以及人们用于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观点,当然,我认     

上海合作组织走过十年辉煌历程

201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创立十周年纪念峰会在阿斯塔纳举行。峰会期间,成员国元首一致盛赞上海合作组织在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当初关于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决定是“历史性的战略抉择”。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顺应了时代潮流,她的全面顺利发展反映了成员国的利益诉求,     

民主的社会资本理论: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通过降低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来提高市场和民主的绩效。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本应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能够降低民主政治交易成本的制度和组织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愿性合作共同体和普遍性互惠规范在社会中形成普遍性信任,而后者正是协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结合,借助于交易成本的分析工具,使民主的社会资本理论在对民主的社会条件研究上,将可能提供比政治文化更有力的解释范式。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什么会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合作发展进程。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国内联盟、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对外行为,已经愈益影响到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着重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涵盖问题广泛,围绕利益和制度两大分析范畴,包含越来越多的政治变量。不同国家由于资源禀赋不同,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会形成不同的国内联盟,而不同政治制度以及国际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分布的影响也不一样。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附带制度属性,对转型经济体的作用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国内制度和社会学习能力。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进展表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受到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而探寻国际—国内结合的研究路径、注重特定产业内贸易的案例研究以及加强比较研究,则意味着进一步的研究取向。     

中国有效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条件与策略

中国应通过何种具体的策略或方法有效地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取决于所面临的不同国际制度环境,所提出造法倡议的内容是否具备吸引其他国家支持的特质,以及在不同领域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中国应选择优势领域开展造法活动,为此,应考虑造法场所的法律化程度高低、话语权的分配方式和系统性偏好,以及中国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积累的遵法信誉与规范领导力。中国倡议的规则最好旨在提供某种短缺的全球公共产品并符合该产品本身的特性,同时应具有执行性和普遍意义,内容清晰具体,而且顺应国际社会的某个发展趋势。为有效地影响国际法规则制定,中国应从国际法人才培养、专家参与和内部统筹等方面开展能力建设。     

构建中国:转型与制度变革

本文为探究中央分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政府自行选择的制度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私营组织与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框架。该框架需要涵括大量基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制度",这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们所产生的企业制度反映了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私营组织的创新。这样一个框架对于如下实证研究而言是必要的第一步,这些实证研究试图解释中国企业制度的异质性、各种混合型组织的产生以及中国各地区出现的不同增长率。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走向

当代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基础性范式是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其结构性、历史性与宏观性,其局限是缺乏对民主化过程的微观解释。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民主化理论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从宏观向微观机制的转向,突出了政治主体的理性选择和策略互动对于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意义。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个体主义和经济理性的严格假设,无法有效解释民主化过程中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以及无效制度的长期存在和传播。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开始广泛兴起,这一分析方法通过重视制度(包括规范、文化等)的作用,致力于把宏观视角与微观机制结合起来,对民主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理解。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