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财产罪及其认定（下）

抢劫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财产犯罪。随着刑法的修订和抢劫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抢劫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日益增多，尤其是在入户抢劫等抢劫罪的加重处罚形态以及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中存在较大的争议。限于篇幅，在此，我们着重探讨转化型抢劫罪问题，并通过一则案例加以展开。     

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的再界定——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为视角

有关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的规定自从设立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颁布了多部涉及转化型抢劫罪的司法解释,但是这些司法解释之间却存在对立和冲突,不仅起不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相反却再次引发了理论上的各种争议。作为特殊形态的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法律拟制,转化型抢劫与抢劫罪在法益侵害和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上均具有相似性或相同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转化型抢劫行为应当与普通抢劫行为在刑法上同等对待,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     

浅析“携带凶器抢夺”的罪名转化是否合理

抢夺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罪名。我国刑法规定,实施抢夺行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依法以抢劫罪论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抢夺之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转化为抢劫犯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量刑。在此,笔者对第二种情况进行分析,谈谈自己的一点见解。     

论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对转化型抢劫罪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之外，这一规定既不符合刑法理论通说，也与立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区别于其他犯罪人不同的刑罚处遇要求，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我国刑法出罪机制不在于犯罪构成体系中，而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中，这也成为未成年人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规范表达，应当充分重视对“但书”规定的认识和运用。     

未成年人抢劫罪适用刑法问题探讨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犯抢劫罪，无论是已满16周岁的，还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对少年抢劫犯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如何正确适用刑罚的认识不同，导致适用刑罚不统一，地区间、个案间量刑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试根据刑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少年刑事审判实践，就争议的几个问题作粗浅探讨。一、 未成年人抢劫罪的认定问题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未成年人犯抢劫罪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暴力、胁迫…     

转化型抢劫罪的司法认定思路及要点

作为法律拟制的抢劫罪,转化型抢劫及其加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也应当以其严重的侵犯财产权利及人身权利这一法益侵害的后果为标准。对于转化型抢劫及其加重情节的认定应当在保障人权和罪刑相当之间保持均衡。因此,可以通过对转化型抢劫罪基本犯罪的认定,并对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手段程度、使用目的以及关联性等进行考量,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下进行利益保护平衡的双重性考量与禁止重复评价等规则的考量,对转化型抢劫加重情节进行司法认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满足转化型抢劫的情形下,应在违法性阶层以转化型抢劫罪对其行为进行评价,进而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与他人共同犯罪情形下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以转化型抢劫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     

抢劫罪中“暴力致人死亡”的司法认定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司法实践中适用抢劫罪时,对"暴力"的认定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抢劫过程中致人死亡的情况如何定性的问题在理论界都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对抢劫罪中"暴力致人死亡"情形的司法认定作以深入研究。抢劫罪作为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在对其认定时必须合理、准确地把握立法意旨,做到罪刑相当,法当其罪。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之理论剖析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一个罪名，刑法界对之构成颜有争议，理论上，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罪过形态应当是间接故意或过失。“暴力”包括杀害暴力和重伤害暴力。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与劫持航空器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相似之中有着区别。     

预谋型“入户抢劫”的司法认定

"入户抢劫"在近几年抢劫罪中多发、常见,也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入户抢劫可分为预谋型"入户抢劫"和转化型"入户抢劫"。本文中,笔者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预谋型"入户抢劫"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讨论。     

转化型抢劫的既未遂问题

转化型抢劫犯罪分为基本行为及转化行为两个部分,其既未遂问题的认定应当按照抢劫罪的既未遂标准进行判断,不能简单以基本行为的既未遂为标准。     

对未成年人犯罪出罪化解释的刑事政策审视

本文从解释依据、刑事政策的合理性两个角度对最高院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解释进行探讨。解释出罪的类型包括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出罪和轻微型出罪。前者通过对刑法条文的文理解释实现，后者通过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实现。但是，未成年人的转化型抢劫行为的出罪化解释并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涉大学"醉酒型"危险驾驶起诉公开案分析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罪名之一,后经《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数据看,因危险驾驶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50万人左右.其中涉大学"醉酒型"危险驾驶起诉公开案因涉及教职工、在校大学生的,值得特别关注.何为涉大学"醉酒型"危险驾驶起诉公开案,此类犯...     

浅谈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当前,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和立法研讨中,对于犯罪未遂行为均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向来以"主客观统一说"来说明犯罪的理论中的各种问题,但是,对于刑法处罚未遂犯的基本理念,缺乏深入研究。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和折衷未遂论三种观点。事实上,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涉及许多刑法根本问题,本文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探究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刑法的本源性思考——解读刑法的人性、人道、人权

理性的刑法离不开人性的信仰、人道的弘扬、人权的保障,"刑法是以规制人的行为作为其内容的,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假设的基础之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因此,刑法的本源性思考,必然将理论的触须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1刑法的一切规范都要与之相契合从而寻求最大化的正义。本文通过对刑法人性、人道、人权的解读来探索刑法的内在底蕴和终极价值。     

论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

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我国目前刑法有关食品安全内容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惩力度,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处罚某些未遂犯的分析

一，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是犯罪行为的一种状态，根据刑法第23条的规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状态，从字面和含义来理解，都可以得出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未遂只能是故意犯罪，换句话说，只在有故意犯罪中才会有未遂的状态，而不论是否有犯罪结果的出现。根据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可以看出，     

人工智能犯罪的知识解构与刑法应对

人工智能为当代刑法体系孕育了一场知识蜕变的大变革时代。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等犯罪的基本特征相继发生变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体系的量变也在发酵，旋即策动当代刑法体系的演变态势。但有待澄清与厘定人工智能犯罪这一前提问题，以明确当代刑法应对的逻辑基准。人工智能与传统犯罪的交互与碰撞不止，加速呈现这类新型犯罪的规范面貌与轮廓。对于“工具型”“对象型”人工智能犯罪，要兼顾传统罪名、特别是计算机犯罪与纯正网络犯罪的关联性与“扩张适用”潜能，分别确立“嵌入式”“特定式”应对逻辑。对于“独立型”人工智能犯罪，宜倡导“建构式”的理论应对机制，防止因刑法规范供给不足引发刑事风险的外溢；特别是立法完善不宜搁置不前。     

交通肇事故中自首与坦白的冲突分析

坦白原本是酌定量刑情节,由于它体现出的人性化价值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经济的客观要求,《刑法修正案(八)》将其提升为法定量刑情节,关于坦白从宽处理的幅度与刑法中自首的设置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合,使得二者之间的评价尺度趋于混同。以交通肇事罪为例,其最的坦白和自首之间存在价值位阶,不可混淆。     

论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商业秘密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财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商业秘密的侵权纠纷日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尽管我国1997年《刑法》对商业秘密进行了刑法保护,但这种保护仅仅是初具框架,在法律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在此基础上,通过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罪名体系,刑事诉讼中商业秘密保护临时措施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地思考和探索了相关建议。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