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角度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副产品",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务工的同时,导致其身为父母的监护责任缺失,兼之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受到社会不良诱因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目前通行的观点认为,要减少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拆除依附在其上的教育壁垒,让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赴打工城市自由入学。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根本之策,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具有可推广性。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从新角度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关爱,在均衡教育资源、甚至是倾斜扶持农村教育的基础上重构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司法保护力度,重视法律与心理教育,以起到切实降低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的效果。     

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完善

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关键在于监护制度的完善,然而现阶段我国传统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机制涉及面狭隘、内容过于僵化、操作不适用现实情况等等原因,致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针对监护制度现实问题的存在,以此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实用性的解决方案,来完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     

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当前倍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耍表现在监护弱化、教育障碍和人身安全保护小力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极易引发事端，特别容易使未成年人在不良环境的影响下滋生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从而导致犯罪。我们应当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和执行力度；依法确定相关主体的保护责任；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效能；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努力消除教育差别，建立儿童公平的受教育运行机制，使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法律调控的机制下得到有效的解决。     

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督监护制度的选择与未来

2019年11月,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总则部分增补了诸多内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强化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第一责任、确立国家亲权责任、增设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强制报告制度等。其亮点之一则是新设了"政府保护"专章,助推了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进程。尽管如此,就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而言,基于监护监督制度的专属性、立法设计、公权力介入方式、国家监督职能受限等原因,国家监督监护与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尚未得到完美衔接。因此,应当明确监督主体、明晰监督对象、明定监督义务、细化强制报告制度,方可有效实践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而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留守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症结所在与根本出路

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监护缺失是留守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但父母外出务工是基于生存压力的不得已之选择，他们难以同时担当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责任。为此，预防留守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从单纯的父母责任转为社会责任，着力通过社会政策的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留守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尽快提高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将关爱进行到底“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离婚纠纷审判中的贯彻

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离婚纠纷审判实践中，法官首先考虑的是夫妻双方离婚的权利和财产分配问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离婚纠纷审判中适用的法律规范尚未明确规定“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致使某种程度上，未成年人在监护、抚养费、探视等方面的权益受到漠视和侵犯。因此在相关立法与司法中把儿童的利益宣布为权利，并且从人权的角度加以保护，已成为燃眉之急，同时这也是现代国际国内法律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 文章首先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分析了我国离婚纠纷审判中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漠视和侵犯，同时对国际公约和相关国家立法确立的旨在增进儿童保护的两项重要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儿童优先保护原则”进行比较，指出我国离婚纠纷审判中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不应仅停留在“儿童优先保护”的层面上，确认和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离婚纠纷审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文章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借鉴其他国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制度——监护监督人制度和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抚养、探视等制度提出了具体的修改、补充建议，以期对我国离婚纠纷审判的改革和完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社会变迁中的儿童监护缺失与救济——以南京饿死女童事件为例

南京饿死女童事件引爆了社会对父母监护缺失的反思。父母监护缺失既是一个法律难题也是一个社会难题。社会变迁造就了越来越严重的父母监护缺失现象，并带来很多的不利社会后果，而现有的制度却又在此显得力不从心。从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监护制度的完善应当逐渐强化国家亲权主义的立法理念，面对家庭亲权监护缺失时，国家应提供积极的干预措施和建立国家监护制度。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以“枫桥经验”“群众说事、法官说法”为视角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存在缺乏专门机构、注重事中事后预防和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罪错行为未成年人的预防保护。"枫桥经验""群众说事、法官说法"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先进经验,其中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坚持以人为本真情挽救原则、建立纵横相连的网格管理系统、完善矛盾纠纷的预测预防机制等经验值得在未成年人罪错预防领域借鉴。通过树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理念,建立五位一体保护预防网格,试点推行强制亲职教育制度,不断净化未成年人的社会环境,建立不良行为社区矫治制度等举措,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留守儿童不再留守于法律关怀的盲区

正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评论认为,《意见》从家庭监护、政府责任、教育任务、群团组织、财政投入五个维度着手,构建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意见》不仅强化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保障措施,更提出了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的长远目标,是"迄今为止关于留守儿童问题对策的最高规格文件"。《意见》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省H乡为个案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具有群体性、侵财性等特点，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原因有家庭教育缺失、不良的社交途径等。预防留守儿童犯罪必须发挥基层组织包括村委会、学校和基层司法机关的核心作用，此外户籍改革也是预防留守儿童犯罪的一个关键措施。     

加强对策研究 实现理论创新

我国改革和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青少年保护和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和问题: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的提高,家庭监护和家庭教育指导的加强,社区文化娱乐场所的净化,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学校法制教育的优化,社会帮教和社区矫治工作的开展,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中的系统协同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缺乏系统协同的观念，导致保护网络不健全，国家儿童保护的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不完善，需要建构各系统协同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本文从系统协同理念的法理基础出发，对我国保护立法进行梳理，分析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主要问题，我国亟待在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下，提高儿童权利、儿童福利与儿童参与，建立儿童保护专门机构，为青少年司法社工者赋权，织密法律保护网，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宏观方略的完善。     

家庭失灵:留守儿童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的认知基础

现阶段,留守儿童的规模、生理心理发展及越轨状况已成为公共议题。留守儿童处在表面完整但功能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当中,藉由多元情境、多元群体、多元面向视角,可探知家庭基本功能的缺失所造成的留守儿童生理、心理、社会性发展障碍,可以将之视为留守儿童家庭失灵。家庭失灵导致留守儿童忽视现象高发,亦使留守儿童过早、过多地暴露于虐待、暴力侵害、性侵害等风险之中,扭曲了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体系,在留守儿童权利保护上负效应明显。家庭失灵所携带的犯罪风险因子,对尽早发现留守儿童犯罪、遏制再犯,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等方面都存在消极影响,需要弥补这一留守儿童犯罪防控断点。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

在法政策学的范式下,就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而言,从政策的角度,法律的工具性和合目的性存在不足;从法律的角度,虽然不存在合法性和民主正当性的问题,但是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少缺陷。究其原因,在留守儿童日益增加、父母监护力有不逮的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和法律出现脱节,国内依然没有建立起剥夺"父母监护权"后有效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没有体现国家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兜底责任。建议加快构建一体化联动机制,不仅要健全监护监督和监护干预制度,而且要完善对监护失职行为的处罚措施,并积极引导社会关注和支持未成年人监护工作。     

从未成年人保护看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

本文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场出发,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相对滞后、公力干预消极被动以及目前未成年人家庭私力监护中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的现实状况,借鉴西方国家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实践经验,引入国家公力机制、加强国家公力干预和监督,对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以弥补家庭个体监护的不足和缺陷。     

我国小学校园安全问题的情境犯罪预防

情境犯罪预防是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对犯罪反应失败的情形下诞生的第三种预防犯罪模式。情境犯罪预防强调五种干预原则。情境犯罪预防已经在西方国家取得了极大成功,被认为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犯罪控制手段之一,是最具影响力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犯罪预防理论。我国小学校园安全隐患颇多,维护校园安全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情境和环境因素在防控青少年犯罪和保护青少年不受犯罪侵害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运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来应对小学校园安全问题不失为一种务实、高效、创新的手段。     

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

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我们的关注点常常集中在犯罪的预防上,期望通过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等各种犯罪措施,来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实,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被害人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表明,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同样可以达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目的。大量研究表明,现实生活的未成年人被害与未成年人犯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未成年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角色往往是不固定的。从预防犯罪角度看,预防未成年人被害与预防     

农村留守人群刑事司法保护法理研究——以检察职能为视角

留守人群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是现代社会与传统乡土夹缝里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与刑事被害问题日益凸显，对农村留守人群进行特殊的刑事司法保护也成为预防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保障农村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键。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考虑到恢复性司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预防与被害保护以及刑事一体化理论下的多机构协作与诉讼机制衔接，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施行对留守人群的刑事司法保护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     

日本少年犯罪的现状和预防对策

日本的少年犯罪现状以及预防对策是众多中国学者关心的领域;本文就2003年度的日本少年犯罪、近几年少年犯罪的变化特征以及代表性形式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其原因以及前兆作了独特的探讨;另外说明了少年犯罪前在家庭、学校、社区的“暗示”性表现,最后提出地区性的少年犯罪预防对策和21世纪日本整个国家应然的预防少年犯罪的对策。     

村落在预防留守儿童犯罪中的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的结构缺陷和功能缺失，往往造成行为失范等一系列问题，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状况正是这些问题的显著表现。因此，预防留守儿童犯罪和促进其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其不良生长环境的改善，通过对村落基本状况的分析，村落功能对留守生长环境的改善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从而能够实现预防和减少留守儿童犯罪和促进其健康成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