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的终结与中国政治的渐进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日本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尽管中国学术界的日本政治研究论著较少,但也出现了利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的优秀作品,诸如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态分析等;日本学术界将政治学作为了解政治组织形式、对其进行解释的一门独立学科。以本国政治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历了批判政治学、风土政治学、市民政治学、多元主义政治、计量分析方法等战后各个阶段。通过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阐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然后利用特定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具体政治体制或政治现象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是今后为提高日本政治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的主义,不是绝对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趋同,而是一种对立统一,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内容上,吸收、借鉴、扬弃了其他主义的科学成果;从政治实践上,超越其他主义代表的特定利益和立场;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民初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特征

近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起点。在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丧失的背景之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艰难起步。为了谋求改变,政界和学界引入了大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和制度模式。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就是这一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其开启来自外部挑战;其应对过程充满纠结;其发展主题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总趋势是为了国家统一。     

黑格尔政治哲学性质及其当代意蕴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性质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它是国家主义,还有观点认为它是反国家主义。实质上,黑格尔政治哲学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反国家主义;既非自由主义,也非社群主义;而是辩证的政治哲学。黑格尔政治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及其走向,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西方学者的若干观点

由于国际环境、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主流方向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西方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家治理视角就是近十多年来颇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视角。其主要特征是:强调民主能为国家建构和有效治理做些什么?反过来,善治对民主政治发展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受国家治理视角影响,西方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政党—国家民主、基层民主、法治民主、弹性威权主义以及非正式制度的民主化几个层面形成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看法。     

美国学界对总统政治的研究:历史与理论

总统政治是美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美国学界相关著述颇多。美国学界对总统政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制度主义、科学主义和多元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同时,由于研究者关注总统政治的角度不同,美国学界对总统政治的研究形成了宪政—法理研究范式、政治(传记)史研究范式、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权力研究范式和认知—心理研究范式等五大研究路径。每一种路径都只抓住了总统政治的一个侧面,唯有注重研究总统个性和制度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总统制在美国成功的原因。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20世纪初期,随着俄国突厥语穆斯林精英移居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开始在土耳其兴起和发展。此后,它在土耳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传入初期的政治化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工具化和武力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全面泛滥阶段,以及苏联解体后向文化领域回归的阶段。当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仍有其存在的政治和学术土壤,在土耳其对外经济和文化活动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并成为土耳其加强与某些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基础。在其他主要突厥语国家和地区中,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也重视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功能,而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对泛突厥主义持强烈的戒备态度。     

民主化与复兴伊斯兰——三十年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

在过去30年间,西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迁大体经历了石油繁荣与政治动荡,对民主化改革的尝试,以及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回应的三个阶段。自1990年代以来,西亚阿拉伯国家所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成效不明显,威权主义政体迄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力量迅速增长,连同其中激进和极端主义一道,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或塑造。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