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在增进

一、曲折的历程 中印之间早在1954年就采取了有力的信任措施,那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为协定的签订互致贺电,并于同年作了互访。 然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未减轻印度对中国领土要求的担心,也未能帮助解决领土争端。当零星的边界交火升级为1962年10月的全面战争时,印度认为中国是“扩张主     

对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的一些认识

一、总结国际关系实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具有强大生命力半个世纪前 ,中国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 2 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它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五十年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历史风云的考验 ,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同。 1984年 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 ,强调指出 :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 ,“集团政治”方式 ,“势力范围…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印关系

今年6月是中国和印度、中国和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考验,为国际社会广大成员所接受,成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以及一般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中巴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50年的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周恩来提出和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考察--纪念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十周年

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先后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加以确认和倡导。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     

邓小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十年前,周恩来总理于1954年6月28日和29日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充实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并创造性运用于我国外交实践中,开创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要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且要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这将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展现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渊源与现实选择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更是基于新世纪之初对国情与世情的深深思考而作出的现实选择;既包含原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永不称霸的外交方略,更包含新近提出的“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四大要义;既蕴含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挥,更显示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创新。     

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增量改进战略[1]

<正>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浅层到深度,从局部到全面,从获益到贡献,从加入到创制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不断深化参与国际体系     

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再思考

1988年底,我撰写了一篇关于探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论文,刊载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刊物《国际政治研究》1989年第一期上。1990年第9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又给予正式发表。该文的中心思想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和平与发展为目标,反对强权政治,实行"一球两制",竞争共处。国际政治新秩序同旧秩序根本对立,必须变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变强权政治的世界为民主政治的世     

中国的崛起及其世界定位

1949年,饱受百年殖民压迫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一个具有几千年优秀文明的古国获得新生,开始了重新崛起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了国际关系的崭新局面。1964年中国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并列的五个核大国。1972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开始扮演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角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的20年。2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急剧增强。国民生产总值,一跃而为世界前10名,对外贸易总额也位居世界第     

中国能源外交面临挑战

近年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积极进取的国际关系新理论的框架。刚刚成形的新理论,还未全面充实和转化为战略和政策措施等运作体系,需要赶快补足,才能够符合国内发展和国际新地位相互配合的需要。     

深化全面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中国重返非洲 非洲问题专家谈中非合作的商机

开展中非合作要针对不同的需求中国政府和历代国家领导人一贯重视非洲和中非关系,加强和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新中国始终把包括广     

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纪念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十周年

今年12月31日,是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0周年纪念日.经过40年中国对外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实践的检验,五项原则巳经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并被普遍接受。这是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展开,为国际秩序的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现状与趋势

中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亚国家构建起平等信任、相互尊重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妥善处理边界问题以消除潜在冲突、不断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水平、推动互利双赢的经济与能源合作、向中亚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互利合作以及平衡处理在中亚的大国关系等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十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走向仍将受到自身国力变化、中亚国家对华态度以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在中亚地区多重互动等因素影响。     

让新型全球化漫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

<正>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明确提出要"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是中国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吸收借鉴全人类文明发展优秀成果,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问题而贡献的"中国方案",其实质是对传统全球化进行扬弃的新型全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50年前,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与印度的尼赫鲁总理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原则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广泛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国际活动中不断发展完善,作为一条重要原则而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对推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 变革与重构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用题词结束了关于特区的争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随后中国社会释放出的能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驱动中国在改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当所有增量改革都已完成,这一轮能量的释放才渐近尾声。     

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评介

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研究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主要是俄英德文专题文献汇编导读阶段;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美国关于中国性质的论争阶段;80年代中期至今,主要是多维视野审视阶段。在这一研究历程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文集编纂,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关于毛主义的论争,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论述是否存在"欧洲中心主义"、"颂华"或"贬华"倾向,以及研究水平是否倒退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既体现了海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的进展,也反映了海外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取向变化。     

“中国在走上坡路”——徐滇庆教授驳“中国崩溃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较大争论有过四次。第一次是1992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第二次是1994年后,国际上泛起一股“中国威胁论”,直接影响到西方大国对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