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法治方式治理权力的经验及其启示

新加坡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发展成就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治理尤其是权力治理方面的成效密不可分:通过严格公平施政与公正司法的机制,确保公权力得到公正行使;构建权力问责机制和自律性机制,确保权力主体责任担当;以法定权力和法律制度制约公共权力,确保公权力运行得到有效控制与监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理权力的成功经验对提升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即依法治权确保权力公正运行、责任法定化确保权力主体的责任担当、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论法治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体制机制的完善

法治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面。作为转型国家法治建设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把政党法治化作为重要指标,明确提出法治政党建设的命题。法治政党最主要的一个面向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是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规范和约束;法治政党建设的另一方面是党内规范法治化,政党通过良善的自身制度加强自我约束。法治政党的关键是依宪执政,未来要通过推进党的领导权法制化、深化党的机构改革、深化党委决策制度改革和推进党内治理法治化等重点举措来完善党依宪执政的体制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之维

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它不仅是依宪执政的客观要求、引领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和探索中国道路的有力保障。因此,应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必要的法治定位,即治党合法化、治党正当化、治党制度化、治党权义—权责化、治党程序化。基于这样的定位,应探索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路径,包括遵从宪法法律权威和法治原则、完善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推进党内权力制约和问责、健全党内和党外监督等,从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法治评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本文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入手,在法治的框架内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评价,提出构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法治评价体系建议。     

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的内涵、价值与建设路径

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整体性概念.它是建设法治中国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抓手,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政党文明的有效引擎.新时代,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依法管党治党能力、依法执政能力、依法领导社会治理能力和依法开展党际协商能力,形塑科学合理的党内关系、和谐有效的党政关系、良性互动的党社关系和团结合作的党际关系,成为加强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     

制度反腐与政党兴衰——基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的经验与教训

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性举措。从国外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制度反腐的经验来看,首先是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是重视制度的执行力,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最后注重加强内外约束机制的构建,使政党时刻处于监督之中。而有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反腐措施,腐败泛滥,积重难返,最终丧失政权。例如,苏共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形成特权和腐败的制度化,最终被人民抛弃;印度国大党实行家族式统治,导致垄断和官僚主义及权力寻租的蔓延,最终失去选票;日本自民党"金权政治"泛滥,失去民众信任,等等。执政党治理腐败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构建国家廉政体系,发挥监督的综合治理效能;同时,领导层要身体力行、率先示范,以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

鉴于党内规范的双重属性和依宪执政的双重内涵,依规治党不仅是加强党建的需要,也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外部保障,而且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一方面应当通过建立和完善清理、审批、备案制度,保障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的一致性,为在宪法法律框架下依规治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应当落实现代法治的理念和原则,使党内法规具备现代法治的实质和形式品格,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规治党创造前提。在着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建设党内法规的实施、监督、保障体系。     

从性质"二元"到系统关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持续了30多年,以"理想类型"的方法进行理论构建会发现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三种范式,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界分的"性质—归属"范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范体系衔接的"功能—结构"范式;法治和系统语境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一体化的"规范—系统"范式.每一次范式转换前都可能伴随着某种方法论的视角转变,以"理想类型"方式构建的经由"视角"到"范式"再到不同"范式"转换的链条,清晰地呈现了我国法治事业推进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联方式不断被理论和实践认知与改写的历程.三次范式转换从学理上勾画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进路和图样.     

西方国家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如何用制度藩篱将公共权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致出现滥用和越界,是西方国家反腐败历程中一直在探索的课题,其做法和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必须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中国的国情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的设计。我们要打造的"制度笼子",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提高"四自能力"为关键、规范用权行为为重点、扩大党内民主为保证、健全制度为根本,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坚持齐抓共管,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一把手”监督与党内民主建设

由于“一把手”职位高,权力大,极易成为权力腐蚀的对象,因此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尤其重要.目前“一把手”监督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就监督客体而言,存在自我监督意识淡薄、不愿接受监督的问题;就监督主体而言,存在不重视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和无法监督的问题;就监督过程而言,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就监督机制而言,存在无力监督的问题.造成“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的原因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党内监督机构的领导体制不顺,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必须强化党内监督意识,增强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规范“一把手”的权力运行,完善对“一把手”的监督网络,加快相关制度建设.     

列宁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构想

列宁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开创者,其法治思想丰富而系统。他明确提出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做到法治完备、严格执法和守法,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重法律监督,发挥共产党、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在执行和监督法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法律意识在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保证法律的实现,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想,给我们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权力监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石

权力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 ,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基础平台 ,是公共权力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现存的问题是党内监督存在体制缺陷而效果不佳 ;群众的“同步监督”缺失 ,造成“监督盲点” ;法律监督难以独立。基本对策是 :改进党内监督 ,党的纪检机构实行行业垂直领导 ;加强群众监督 ,党管干部原则应同差额选举、公开竞选有机结合 ;改革司法监督 ,实现司法独立。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党纪监督的做法及其启示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纪律关系到政党的组织性、行动力和统一性,进而关系到政党的生命力。多党竞争的选举体制、分化或融合的权力结构以及政党卡特尔化,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党纪监督的制度背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把政党一体性作为党纪监督的重点;将政党纪律与国家法律有效衔接,党纪置于国法之内;党纪监督与党内民主有机结合,保障党纪监督的慎重性和公正性;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权力约束的严密网络。上述经验做法,对于中国共产党强化政治纪律、严明党纪执行、健全外部监督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反腐败的法治意义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我国腐败问题尤为严重,危及并破坏法律的权威和有效实施,危及国家政权稳定;腐败与法治是水火不容的,法治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一剂良药,反腐败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反腐败也为法治建设奠定良好的政治权力生态。     

论人大质询权的法律完善

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质询权是人大监督政府的一项重要宪法权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转型期,发挥质询权的监督职能尤为关键。但是由于质询权的程序性法律规定不完善,使质询权在现实中无法良好运行,影响到人大监督的有效监督。质询程序性法律规定的空白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质询结果的处置、质询权的实施范围、质询答辩及结果公布。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规范质询监督程序是完善人大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质询权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伟大目标的题中之义。     

论我国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以民事诉讼的执行为视角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检察监督在民事诉讼执行中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民事诉讼在执行中也应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支持以及检法之间的对立等因素的影响,检察监督的力度和效果,在实践和理论上还存在一定差距。法律监督的"阳光"有助于维护民事裁判执行的合法性与强制执行性,有助于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权力没有制约,会滋生腐败,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的检察监督机制,保障国家权力的廉洁性和权威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内和谐运行机制研究

党内和谐是指党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良性互动状态。和谐的党内运行机制是指,在围绕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把党内各构成要素有机统一起来,使之形成良性互动、规范有序、和谐运行的方式。构建和谐的党内运行机制,维护和发展党内和谐局面,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建设和谐的党内运行机制必须从建设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党内民主管理机制、党内利益协调机制、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和党内信息沟通机制等方面入手。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腐败的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类型都没有关系,而与国家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腐败,腐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对政府进行准确定位,防止政府因错位、越位而导致权力腐败。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腐败治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较量才刚刚开始——专家座谈反腐败新动向

继2003年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被 查处公开报道后,2004年开始至今,各地 又陆续有不少大案传出(原黑龙江省委 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韩桂芝案、原江苏省 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建案、原湖南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吴振汉案、原江西高级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案、原重庆宣传部 部长张宗海案等)。反腐败继续保持高压 态势。同时,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 对反腐败方略进行了许多重大调整。主 要是:一是提出要构建三位一体(教育、 制度、监督)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二 是着重加强了纪检监察系统的自身能力 建设,如通过对派出机构实行垂直领导, 来提高后者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以及通过派出中央巡视组,来加强自身 获取地方有关信息和线索的能力;三是 出台《党内监督条例》,试图加强对权力 的监督和制约。     

党内如何分权?

国庆节前的一件大事,就是执政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