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发展

"依法治党"是指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家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运用法治思维方式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党"的实践发展是在国家治理层面强调"依法治理"理念、确立"全面依法治国"制度框架的背景下,具体到执政党治理层面构建"依法治党"法治体系新布局,并落实到具体治党实践的过程。系统梳理和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新趋势,可以为认识中国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提供新的视角。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

鉴于党内规范的双重属性和依宪执政的双重内涵,依规治党不仅是加强党建的需要,也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外部保障,而且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一方面应当通过建立和完善清理、审批、备案制度,保障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的一致性,为在宪法法律框架下依规治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应当落实现代法治的理念和原则,使党内法规具备现代法治的实质和形式品格,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规治党创造前提。在着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建设党内法规的实施、监督、保障体系。     

"党内法规"概念证成与辨析

"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术界一些同志对"党内法规"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认为"党内法规"的提法缺乏"法理依据"。考证这一概念提法的合理性以及它与"国家法律"、"党的制度"、"党的政策"等相关概念的区别,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用法规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的内涵、价值与建设路径

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不仅是保障政党民主良性发展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作为衡量党自身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是一个涉及主体、客体、依据、核心要义、内在意旨和价值诉求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科学配置和有效规制政党权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健全党内法规,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积极塑造政党法治文化和发展政党民主,是建设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的必由路径。     

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取向论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带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党内法规和法律制度陆续出台,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的统筹性和协调性显著增强,刚性约束逐步显现,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大亮点。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逐步建立起以根本制度为统领,包括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问责与监督制度、学习制度、规范制度等完整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共同发力、直接制度与间接制度的相得益彰为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引领意义。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治理腐败的能力及成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权力监督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治理腐败的特点主要有:以法律规范权力,厘清权力作用边界,规范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引领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以权力约束权力,通过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发挥党内监督、党际监督的约束功能,使权力行使受到有效制约;以权利监督权力,注重运用民众监督、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打压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提高治理腐败能力,关键在于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打造完善的法律规范的笼子,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加强人大监督、党际监督和党内监督,增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能力,多管齐下治理腐败;畅通民众与新闻媒体监督渠道,通过网络反腐、微博问政等加强监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民众参与腐败治理。     

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专访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和法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会《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肘，要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强调“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中国迈入全面依法治国时代，执政党与法之间的关系是首先需要理清的问题。对此，本刊专访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恒山。     

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之维

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它不仅是依宪执政的客观要求、引领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和探索中国道路的有力保障。因此,应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必要的法治定位,即治党合法化、治党正当化、治党制度化、治党权义—权责化、治党程序化。基于这样的定位,应探索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路径,包括遵从宪法法律权威和法治原则、完善党内法规和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推进党内权力制约和问责、健全党内和党外监督等,从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逻辑——以“党—政府—社会”三元关系为中心

如何领导国家与社会,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命题。1949年以来中国"党—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关联及其变迁,是观察党领导国家与社会之内容与形式科学化水平的关键视角。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演绎,导致政党、政府、社会的发生发展具有特定的顺序,并因此带来当下三元关系建构的思路悖论。超越悖论的要点在于:汲取三项资源,平衡三种权威,健全理性化意识形态系统,健全法治化政权分野系统,健全制度化党内民主系统,健全有限化政府系统,健全规范化市场系统。按照如上逻辑推演,应可为寻求新条件下党与政府、社会良性关系构建的恰当取向,进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国家与社会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路和经验。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内驱力

进入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没有变,但是更加凸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功能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着强大的"内驱力"作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内驱力,需要把握好政治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三项基本原则,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这一重点,明确以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为建设方向,立足于时代变革和治党实践,建立党内法规制度发展的常态化和长效化机制。     

网络权利冲突的法律功能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权利冲突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对网络行为可能性空间的争夺。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在法治发展和权利演化的大背景下重新认识网络权利冲突的本质、特征及其法律功能。以法律原则为框架,司法为控制中心和生长点,以"终端用户—网络运营商—公共权力部门"三位一体的新型"权利—义务"体系为依托,充分发挥网络自身的信息技术优势,寻求网络权利冲突的"回应型"解决机制。     

国家法律与社会“活法”的冲突法理学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大都是从西方较发达的法治国家舶来并加以不同程度的改造而制定的,但因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法律在处理纠纷时,不同程度上与我国的社会实践相脱节,为弥合两者的裂痕,当代法治应该积极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予以回应。本文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与柔性儒家规范存在的主要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儒家"活法"的竞争与干扰是冲突形成的表层原因、文化不同是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最后得出我国应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对儒家"活法"予以回应的结论。     

论法治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体制机制的完善

法治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面。作为转型国家法治建设的一部分,我们应当把政党法治化作为重要指标,明确提出法治政党建设的命题。法治政党最主要的一个面向是政治生活的法律化,是宪法和法律对政党的规范和约束;法治政党建设的另一方面是党内规范法治化,政党通过良善的自身制度加强自我约束。法治政党的关键是依宪执政,未来要通过推进党的领导权法制化、深化党的机构改革、深化党委决策制度改革和推进党内治理法治化等重点举措来完善党依宪执政的体制机制。     

党的领导与国家法治一致性的内在逻辑

党的领导与国家法治一致性的内在逻辑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制度是党的领导与国家法治一致性的根本前提。其次,党的领导为国家法治奠定基础条件。这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所开辟的根本性的制度空间;"依法执政"理念形成的关键突破;党的组织体系所形成的重要功能结构;党的领导活动在国家法治初始阶段的支柱作用。最后,党领导和发展民主的能力是国家法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有赖于党在执政层次与党内层次对若干重要环节统筹优化。     

从语义图解到模式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治理问题的论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文件。该文件对治理问题的论述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同时也是对治理理论的一次系统诠释和全面构建。其中,对"国家—社会"和"政府—市场"两对核心关系的处理,是支配和贯穿文件内容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文件从民主法治建设、政府职能改革、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市场建设四个方面对处理上述关系提出了系统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同时,实现良善治理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题,对治理的探索、理解和经验总结永无止境,其政治实践也必然是开放的,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体系的构建

大学生作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未来生力军,其法律信仰关系建设成败。然其法律信仰却受到传统文化熏陶、法律教育缺位和社会法治现实洗礼的冲击,其法治漠视和法律信仰缺失的问题十分严重。文章通过理性审视其法律信仰现状,从诠释、认同、践行诸多方面探索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体系的构建,帮助其跨越法律信仰的迷茫和危机。     

加强法制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由于法制观念不强、依法行政不力,法律监督不严等导致法律体系和现实存在脱节的现象。因此,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国家政策,保障法律救济可获性,完善法律监督机制,才能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离不开民主的支撑作用

<正>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力量源泉,这不仅体现为只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制定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而且体现为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确保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民主和法治,已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至关重要。关于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理论界和实务界曾有过这样的共识,即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共生理论与系统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全新框架体系,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分析范式和理论依据。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共生体,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全球体系内部与中国周边体系内部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双方都从关系中受益,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至双方带来损失。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中国周边体系以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应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关键要素。我们应以此来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法律信仰:践行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以司法制度队伍建设为视角

践行法治思维是建构法治中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首要问题和基本要求,没有正确和科学的法治思维,就不会深入理解和贯彻法治中国的深刻内涵,而法律信仰的培育与树立,是践行法治思维的首要命题。因此,没有对法律的信仰或没有深入科学地对所信仰之"法"做到正确理解,法治中国建设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境。文章以司法队伍建设为研究视角,从而正确厘清所信仰之"法"与践行法治思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