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被害人犯罪的中外立法研究

虽然无被害人犯罪化是各个国家刑事立法的趋势,但我国的立法和刑事政策上对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明确。同时虽然各国都有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但也不完全一样。本文就是从分析国内外关于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正【主题导引】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在19世纪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刑事政策思想却历史久远,盖因犯罪成为社会问题之时,人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犯罪问题。但直至今天,人们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仍是见仁见智。刑事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既要满足国家治理犯罪问题的现实需求,还要回应刑事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刑事政策的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从费尔巴哈、冯·李斯特、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对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可以清晰地看到刑事政策从狭义观到广义观的转变。在广义     

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位的思考

近年来,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与确立,使刑事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刑事政策研究的浪潮与争论。其中一个引起热议的问题便是我国如何定位宽严相济这一刑事政策,包括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否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等。     

民主化之后的韩国劳工政治研究述评

韩国民主化带来了政治空间的开放,并推动了劳工的组织化。但韩国劳工的市场地位、集体权利和组织发展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研究认为,虽然民主化促进了韩国工会的发展,但工会组织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其无法有力地维护劳工群体的利益。就劳工和其他行为者的政治互动而言,研究认为劳动政策领域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不足、三方协商发展的不顺利以及劳工和政党关系的脆弱性使得韩国劳工无法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因此,韩国劳工群体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并仍然是政治体系的"局外人"。从理论上看,韩国劳工政治的案例对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影响劳工的方式也有所启示。     

比较法视野下再犯统计的概念与潜在价值

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再犯统计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开展、司法裁判的作出以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现代以实证为基础的刑事政策的制定普遍以减少再犯为目标;刑事法庭则日益要求必须以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为基础,作出有针对性的判决。无论是刑事政策的制定,还是刑事审判的作出,都需要参考具有实质性和可靠性的信息和数据。但是,仅仅依靠官方机构(例如德国)提供的原始数据作出刑事审判,并试图达到预防再犯发生的效果,可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而获取的再犯数据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原因在于这些数据基本都是在特定情形下采用特定的统计方法获取的。再犯数据的潜在价值应当得到强调和重视,然而到目前为止,数据统计的常规路径和统计程度的应然标准仍处于缺位状态。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日趋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政策已经成为阻碍、甚至是禁止对非整体性数据进行纵向记录的因素。这些保护政策也与犯罪学家、政策制定者对于可供获取的个性化信息的准确性要求背道而驰。     

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

两岸及美国的学者2010年以来涉台外交的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日益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以台制华"的能力下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冲击和干扰也在减少。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美国国内围绕"弃台论"的政策辩论,以及台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台制华"的固有战略,不希望两岸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得太近,美国仍然会在台湾"国际空间""国际经济空间"等问题上"搅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未成年人不起诉案件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在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中予以体现。通过对海淀检察院近三年未成年人不起诉案件总体情况及变化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办理未成年人不起诉案件中的作用，并且发现其存在的不足。对于这些缺失和不足，可以通过增设不起诉事先告知机制，制定常见罪名不起诉应用指南，以及和其他社会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予以解决。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重述

在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作为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合理性。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对其应当予以特别对待,教育刑论正是契合了这一点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在刑法视阈下解读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教育"与"惩罚"作规范的理解。刑罚的本质在于惩罚,因此,教育刑观念下的"教育"并不必然导向出罪或轻刑,应当在对犯罪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经验,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报应刑具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惩罚为辅"表明刑罚报应观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是必要的,但不可被过分强调。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