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已从最初的大多边政府机制演变为包含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的复合体。这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国际社会背景和政治机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使它们在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阶段性变迁。其参与路径也发生了重要调整:更为灵活地利用政治机会强化上下游参与以提升政策影响力;通过网络化策略和多元伙伴关系建设提升结构性权力;注重专业性权威塑造及标准规范中的引领力。这必将强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后巴黎时代的五年盘点、标准制定和履约监督等核心治理环节中的影响力。中国需要加强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并发挥本土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资源调动能力和结构性引领能力。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世界前沿的技术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于人工智能涉及国际数据隐私保护、著作权国际保护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法规制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的规制滞后、国际法更新周期长、参与立法的主体有分歧等,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完善的进程。基于此,本文首先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必要性;其次总结了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再次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优化路径,包括以国际法为基本原则制定人工智能的人权宣言、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法更新、促进国际法和其他国际治理方法协调统一;最后针对我国对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应对提出了几点策略,以期推动人工智能的国际化发展,让全球社会能够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共创数字化时代的美好未来。     

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格局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逐渐摆脱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经济增长停滞态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似乎正丧失世界经济增长领跑者的地位,不得不转向致力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发达国家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由此而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的容忍或有限的欢迎,转变为如今的排斥和抵制,"金砖失色论"大行其道,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但金砖国家合作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金砖国家不仅在区域合作中展现了新的魅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和相互支持,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今后的金砖国家合作将沿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着力推动相互间务实合作两个维度展开,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积极谋求经济增长、纠正相互间贸易不平衡;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迈进;发挥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引领议题的作用,凝聚合作共识,筹组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开展人文大交流,培养金砖合作人才。     

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治国理政的总体视野出发,审时度势、主动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论断。经过几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从目标、理念、议题、思路和路径等维度初步构建起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布局。这一全球治理蓝图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内基础;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积累全球层面的道义影响;强化国际议程设置和政治动员能力,合力推动全球问题的治理进程;加强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储备,为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     

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与自觉

正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深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越来越多。中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面貌和更加自觉的心态,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这种贡献越来越体现在全球治理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6年新年贺词时表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不能缺席,亮明了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及其限度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相互依赖的双重效应使全球治理成为必要,而信息革命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壮大,又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治理不否认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中心统治地位,但强调政府并不是惟一的管理者.国际制度为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与治理提供了一条"法治"的途径.尽管全球治理有其必要性,但因为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利益的弥散性和现存的不对称体系,加上主权国家的抵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孱弱,全球治理之路还很漫长.     

民粹主义考验全球治理

民粹主义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有着天然的联系,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也预示着全球治理问题正面临考验。"我们正迎来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民主的时代,而是民粹主义的时代。"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布热津斯基在2011年9月14日受访时,谈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阿拉伯变局",这样说道。3天之后,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在之后蔓延到美国120多个城市。当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

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近年来,中国在推动传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新型国际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展望未来,中国仍然需要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制度,增强自身国际制度传播能力,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以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兼论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全球化时代的加速推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都促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地方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与智力支持。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之一,其突出的地方全球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并承担起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形成、国际智力开发以至分散外交压力等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外交既需要国际制度的内化,也要有央地关系的优化,以实现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相互促进。     

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治理"是应对"大变局"的有效途径。但是,现存的"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和气候变化治理系统正在遭到弱化,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在此背景下,"协和"的关键性再度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的"国际协和"也成为有效治理21世纪世界事务的潜在路径。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全球治理赤字",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联盟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推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日益成为弥补"全球治理赤字"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通过加强全球治理予以积极应对。     

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推动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实现有效治理、塑造网络空间新秩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却面临着众多挑战,尤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霸权的盛行。尽管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的崛起,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是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以主权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才能赋予其足够的合法性;基于网络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当今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其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为实现真正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力量、新规则和新理念,这既是中国智慧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试析议题设定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议题对国际体系的重构进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均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性议题的主要路径,随着议题的不断更新变化也呈现出新发展与新模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从问题变化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剖析当前治理模式转变这一重要特征,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借鉴与思考。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多层级治理视角的分析

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热点问题。气候议题的发散性,以及美国联邦制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既为美国各层级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创造了实践舞台,也为多层级治理理论建构提供了经验素材。在多层级治理理论视角下,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得以从水平、垂直、等级三个维度,全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在水平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向其他次国家行为体横向扩展,彼此直接进行经验交流和知识转移。在垂直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自下而上地纵向发挥影响力,并在联邦政府缺位时代之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在等级维度上,次国家行为体受到联邦政府法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既可能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也可能因遭遇阻碍而消极无为。次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为美国国家气候战略提供替代实践和创新,对冲联邦政府"无为而治"的负面影响,确保美国整体气候行动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缺陷,二十国集团峰会为全球合作共抗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协调平台,G20的机制化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找到了新的起点和路径。但是,对机制化后G20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因为迄今为止其仅仅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一种技术性修正。不过,G20机制化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即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权重。在通过G20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态度积极,又要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在原有框架内进行的原则,谨慎看待中国的作用与责任,以妥善应对挑战。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正>2010年2月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50周年院庆系列会议之一——"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财政部国际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上海金融办公室、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浦东美国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香港)、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围绕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