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企业工会如何在维权促稳中发挥作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5月2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工会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就意见中提到的工会，维权，维稳等方面的问题，笔者联系工作实际，积极思考新形势下工会在维权与维稳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并从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以职工为本，维权促稳；依法维权等三个方面做了详尽阐述。     

中国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论及历史发展

协商民主是与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群众有序参与和党的领导高度统一。惟有从规范层面、经验层面以及历史发展的角度,充分考察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态中的应然与实然,以及当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社会基础,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并科学拓展其发展路径。也惟有立基于此,协商民主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共产党长期执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中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     

09'“维稳”新思维

策划人语在金融风暴面前,力图"化危为机"在复兴大道上更进一步的中国,对社会不稳定的焦虑成倍增长。为什么社会性暴力越来越常见?社会是否已经触到稳定状态的临界点?很长时间以来,政权机关在维护稳定方面得到了高度的强化。维稳工作也在2009年步入"后奥运时代",官员社会稳定的考核压力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在增强警力上更多的是"不吝编制",防暴演练层出不穷,动员群众"人人维稳"的做法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特殊时间段的经验已经日渐常态化。两厢对比之下,值得追问的就是: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非暴力不足以解决的界点,还是我们原来的维稳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方面撞上了边界?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从2008年以来,在交足了学费的同时,有关方面也认识到自我反省的必要——不要动不动就"别有用心",慎用警力,"谁让老百姓不好过,老百娃就不让他好过",政府工作离民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严肃处理信访案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显示出现行体制自我调适的愿望与能力。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是掩盖矛盾、拖延问题的解决,还是正视矛盾、勇揭盖子。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所言,我们应"及时总结改革的实...     

构建社会维稳的长效机制

维稳,既维护稳定,我们国家的宗旨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社会的稳定是全国人民群众共同的心愿,是国家改革发展的前提,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和谐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的因素。妥善的处理好人民的内部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南书房

《"气"与抗争政治》应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90年代以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中心性问题,本书通过几个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各级政府在维稳技术和策略上的转变,并探讨了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复     

维稳方式在变异

<正>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这道理没错。但话不能反过来说,为了维稳,就可以赌上一切。而现实却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信访专班"把上访者打怕了,再不敢到政府门口"扰乱秩序";为了稳定,上市公司长时间隐瞒污染事故;以稳定的名义,政府部门可以对法院的独立判决施压;为了维稳需要,可以把当地所谓不安分的民众分门别类,实施不同的监控手段……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双重变奏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政治发展这一严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尚未成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稳定,制约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切实解决公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限制权力，为规范开辟空间——克氏规范建构主义研究

克拉托齐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有其自身的特色。克氏认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分析而无法解决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障碍。问题的根源在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建立在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假定语言指涉外部事实并借助严密的归纳和演绎逻辑研究人类行为。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言语行为中的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本质上是自语而非交流,因此无法获得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针对理性主义的缺陷,克氏提出了自己理论的假定和规范通过实践推理决定行为的假设。与科学推理的价值无涉相反,实践推理中充满价值判断,是理解互动中人类行为意义的正确途径。克氏规范建构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重大,它驱散了国际政治的权力迷雾,为国际关系的规范研究回归开辟了空间。但由于其论证过程中排除了基于不平等的权力政治,假定了冲突方的自由意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应然研究,这给他的理论带来了局限性,但应然包含在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中,是研究行为体行为时无法忽视的因素。     

2013年世界政党形势的总体态势及动向

<正>2013年,世界政党形势总体稳定,但稳中有变,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复杂性较前突出。全球近60个国家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选情基本平稳,政权过渡有序。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持续嬗变,传统政党压力上升。转型国家政治重建曲折反复,在"变"与"乱"中艰难前行。新兴市场国家各种矛盾积聚释放,发展治理困境突出。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局趋稳,个别国家遭遇民主阵痛。社会主     

“用屁股思考”

"用屁股思考"的为官者,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懂得将天下这把大交椅交给人民,人民才是保持这把大交椅稳定的根本力量。要想坐稳这把椅子,民为先。"用屁股思考"无非是调侃那些用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根据自己的位子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行动。这样做,原本无可厚非。现代社会行为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坐     

1979—1998年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选择——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提升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方式由此前的政府"一维强势"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二维互动"转变。这一历程在1979—199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得到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主要选择了经济动员与绩效刺激的路径;此后,为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开始采取公众知情与政治动员的路径;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保障,因而法制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新的路径选择;面对日渐多元、分化的社会,确立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界限,维持社会的稳定,无疑是更为现实的路径选择。     

“三预警”强化行风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作为劳动人事争议领域息讼止争的前置程序,在解决劳资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不仅是解决劳动人事争议助力社会维稳部门,也是服务民生的前沿阵地。近年来,仲裁案件受理量始终呈上升态势,平均每年受理案件4000余起。面对当前劳动关系领域引发的社会矛盾严峻态势,加强政风行风建设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既是促进仲裁工作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树立仲裁     

惯性“维稳”破局

保稳定成为今年的主旋律皆在意料之中。但是,随着社会冲突的多发和各部门维稳力度的加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现在的社会冲突?加强控制力是不是必然能减少冲突?什么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     

制度创新下的地方性农村房屋产权流转改革的战略思考

农村房屋是否可以自由流转一直是理论界和社会上都在探讨的热点问题.当前,解禁农村房屋及农村宅基地的流转,不仅仅是"经济逻辑、政治逻辑与社会逻辑"相协调的需要,也是地方性农村房屋产权流转改革的价值取向.农村房屋产权流转改革的路径应包括:按照"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的原则,规范宅基地及房屋所有权登记;按照"有条件流转、渐进推进...     

河北省大案要案地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重大刑事案件既是整个社会犯罪中最严重的表现,又是衡量社会政治安定和治安稳定的重要标志。因此,研究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有效地控制重大刑事案件的发生,对整肃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基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讨论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以及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的变化,这一经典命题亦需重新探讨。剑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对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发现与回应,构成了从洛克式自由主义关注自然法到哲学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强调"第二自然"的历史语境。正是在市民社会解剖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马克思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开创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阐明了自由主义理论在"自由"和"自然"的问题上的逻辑背反,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历史本质,实现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科学批判和根本超越。     

启蒙话语的消解与回应: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国家观转换

启蒙以来,围绕"国家—个体"之间张力的叙述得以建构,而这一叙述在福柯那里发生了剧变,那便是将其置换成为治理术,从而使基于生物技术、围绕治理术、以安全为基本维度的生命政治国家观由此形成。福柯之后,埃斯波西托在建构其国家观时继承了生物技术的逻辑主线。然而,相较于福柯贴近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埃斯波西托更加直接地对接霍布斯等人的共同体逻辑,即"如何面对既保护人又吃人的利维坦"。埃斯波西托以"免疫"这一生物学名词切入,诠释了生命主体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保护的命题,将生命政治的逻辑贯穿到启蒙话语中。纵观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两者在拆解与回应启蒙话语的问题上分化明显。如果说福柯依据生物技术解构了国家的规范性词汇,那么埃斯波西托则是基于生物技术统合了对国家的解构与直接回应两个维度。在二者的国家观叙述中,启蒙话语若隐若现,成为直面的对象。     

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