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气候变化法》与英国能源气候政策演变

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国际气候政治斗争最终落脚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制度的建构,这启示我们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气候制度的安排。英国是世界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009又实施了《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第一个以立法手段单方面为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设下限额的国家。本文立足该法,从整体上研究了英国能源气候政策的演变轨迹,对于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和做法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借鉴其有利于我国实施科学发展的部分,可以为我国实施能源气候战略决策,走低碳发展道路提供参考。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世界海洋温度飙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南极气候加速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2023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此起彼伏的气候灾害不断敲响气候危机的警钟。随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依存度加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问题政治化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加大、窗口期缩短。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破解气候治理困局。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缔约方之一,也是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协同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本文通过学习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以及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总结了中国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能源结构调整、温室气体管控、全国碳市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地位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从一般性程度上升到战略性高度的过程;从内容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是变化性与延续性相结合的产物;从政府首脑来看,其党派属性对气候变化政策影响重大。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积极应对”将会成为美国气候政策的主旋律,但是其国内政策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制衡。美国依旧会继续避免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并且会继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来,只是形式将会更加间接化和多样化,同时会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并有望打破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造成的僵局。     

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非洲国家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后者可分为"专门政策型"和"相关政策型"两种类型。但是,目前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国家政策的非洲国家较少,多数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发布较为宽泛的纲领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辅之以在其他相关国家政策中体现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及政策上较为落后,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存在的利益博弈和"气候陷阱"问题。     

欧盟对内对外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正>欧盟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虽然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欧盟引领国际气候谈判的话语权和领导力量有所减弱,经济危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相关投资,但欧盟并没有放弃一贯的政治诉求,内部低碳发展决策和行动也没有停滞,并取得了相当成效。这对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特别是如期达成有效公平的"2015年协议"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进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谈判的争议热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知识产权与气候有益技术的转让、知识产权是否应纳入气候谈判及知识产权具体利益等问题僵持不下。导致上述僵局的核心原因有三:一是作为知识产权既得利益者的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了其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随着新兴经济体气候有益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利益之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信任危机加剧。随着《巴黎协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中国作为气候有益技术发展较快的新兴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有着独特利益,需要明确自身利益诉求的本质,并尽早从战略和策略上提出预案。     

2007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气候政治

2007年以来,气候变化已成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最重要议题,可以被视为澳大利亚寻求经济转型的国家的主动性努力。澳大利亚的议会制民主政治特征,决定了这一寻求全国共识过程的政治体现是痛楚、挫折和多变。在最近三年多时间里,澳大利亚两位在任的总理及两位在任的反对党领导人,皆因气候变化议题而丧失了执政权或党内领导权;并且还提前举行了一次联邦大选。然而,澳大利亚的气候经济转型会继续前行,并继续会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影响。     

推动构建和谐共赢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制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综合性问题,与能源、环境、人口、技术、观念和经济发展均有关。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对人类健康和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治和外交领域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围绕发达国家减排,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生态脆弱性和南北发展鸿沟等问题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的规则和     

中国的气候变暖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承认近百年全球气候确实是变暖了,中国的观测证据也表明近百年中国气候变暖的事实。中国气候变暖与全球气候变暖基本同步,中国是世界上变暖较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但有其自己的特点。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将继续增加,与全球一样,中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仍是变暖,而且变暖速率将继续增加,但不排除在某一个月或季在某一个地区出现明显的低温,但后者主要与自然气候变化有关。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新书速递:全球气候治理

尽管关于科学对政策的涵义、行动的成本以及国家之间、内部之间的责任分摊等问题都存在争议,但气候变化无疑将是21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问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也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可以将其大概总结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