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实践张力与有效运转

精准扶贫是国家权力携带资源"回归"乡村社会的延续,资源的输入与权力的下渗深刻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格局。在精准扶贫场域内存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治理目标、外部与内生的两种治理资源、正式与非正式的多维治理规则以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由此形成复合治理的结构样态。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治理更为关键的是使复合治理结构运转起来,即不同治理要素之间实现融合互嵌。但在社会转型与治理逻辑转换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精细化、直接性、标准化和组织化的逻辑与乡村治理简约化、间接性、非正式化和个体化的现实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碰撞。有效调适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张力进而实现治理要素的融合互嵌,需要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目标耦合、机制并轨与规范融合,根本上需要在政党引领下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减贫。     

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

利益传输与利益政治是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维度。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持续变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实现的方式异彩纷呈。在变化与多元的现实中,透过表象揭示乡村利益传输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而解析乡村利益政治过程的内隐机制,是正确理解乡村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新时代乡村振兴法治化路径构建研究

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稳定有序的发展更离不开法治化的建设,乡村振兴的法治化是中国法治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法治化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我国法治化发展的进程.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法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保障.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是中...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成功的秘诀在于不同时期推动贫困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与时俱进.党的贫困观与减贫路径经历了一个有重心的、分步骤的梯次推进过程,即贫困观从以阶级关系为重心、以经营体制为重心、以区域条件为重心向以家庭因素为重心过渡,分别对应从土地革命与阶级翻身、公有制依托与福利下乡、市场化改革与政府开发到精准施策与多元协同的减贫路径.这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迭代创新逻辑,以及通过减贫持续推进贫困群众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从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看,党贫困治理的经验对乡村的组织振兴、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等方面亦有启示价值.     

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之途径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认为"乡村建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而教育则是进行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梁漱溟先生的教育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为一体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教育,是"政教合一"的教育.梁漱溟先生试图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平和的教育,来达到改造乡村,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     

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混混”——以湘北H镇为例

乡村“混混”与城市“混混”的弱势边缘地位完全相反，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横行霸道，欺压村民，攫取非法利益，并称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组成力量，而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压制与控制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因此，探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坐大的原因，就必须回归乡村内部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中找寻“混混”成长的逻辑。     

法律边缘处的乡村“混混”——以陕西秦镇为例

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

当前精英人才外流所造成的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是弱化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流失与解构有着深刻的内在机制根源:在政治层面,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所赋予农民流动的自由权是基础动力,同时,乡村治理结构中缺乏足够的精英容纳力,也推动了这一群体的持续外流;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实现其劳动价值,是精英外流的最根本动因;在文化层面,对乡村系统认同程度持续降低,是精英外流的文化心理原因。这三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精英流动的内在机制。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将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入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中共以阶级斗争作为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推动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唤起了权力主体的民主意识觉醒,使国家权力顺利嵌入乡村基层政权。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对乡村民众的赋权,并导入新的委员代表制度,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的全能型政权,通过重构社会组织的机能,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得以体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研究

自2018年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全面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的法制教育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吉林省,这个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状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显著影响。乡村社区法制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农民增强法治意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更能通过引导农民依法经营、依法生活,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现状、问题、挑战以及对策。通过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深入研究,本文强调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深入推进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对吉林省乡村社区法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基层治理视阈下乡村法治供需矛盾实证研究

乡村法治供需如何匹配为基层治理一大难题.目前,E市N镇乡村法治供给主要为村规民约、普法宣传、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三种形式.三种制度供需矛盾体现在村规民约内容泛化,知情度、实用率低;普法宣传内容缺乏针对性、宣传形式陈旧;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认知率低、顾问语言不通及服务领域不对口.这是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不完善、基层党政与村委会...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社区社会资本与乡村“问题少年”

社会解组与社公控制理论虽能有效解释乡村青少年越轨现象，却未能揭示乡村“问题少年”现象发生机制的关键环节。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匮乏是导致乡村少年越轨问题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因此，防范、矫治乡村青少年越轨的思路之一是重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     

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以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关系为视角,审视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作者认为,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是毛泽东和梁漱溟在探讨救国之路过程中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也是他们各自全力以赴进行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尽管两者在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上大相径庭,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但他们都基于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和体察,其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从农村做起,复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