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中国的积极参与

二战后,GATT／WTO框架下所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的巨大作用。但随着贸易格局、经济实力等各类因素的变化,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也出现诸多矛盾及问题,这也成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根本原因。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积极地参与并协调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促使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更为健全、完善。而且,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此外,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总之,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将更为稳固、重要。而且,中国价值的显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谐地改革,并实现“内外并重、善内促外”的发展过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我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有企业的发展

本文主要从制度演进为视角对这一影响进行分析：首先，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公共政策目标；其次，考察在产权改革强制性制度安排下的国有企业内部制度的演进；最后，对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和谐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辨析，从而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     

中俄构建欧亚伙伴关系的逻辑

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鲜明特点,中国已逐步构建起以本国为中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如何在地区层次上构建伙伴关系,有效连接双边伙伴关系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深耕伙伴关系战略的发展方向。而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一种构建地区性伙伴关系的倡议,有其自身的战略意图,并具有继承性和独特性。结合欧亚地区当前的合作形势,中国抓住契机,对俄罗斯予以积极回应。两国通过协商合作,确定了共同构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目标,这既适应俄罗斯的需要,也能够发挥中国的优势,有助于推动欧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当前,中俄合作在多个层次上全面展开,并在不同层面上有所侧重,今后一段时期,中俄在地区层次上的合作将以构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为目标,着重经济合作,并以此塑造地区秩序。     

联合国与战后国际机制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维护和加强这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而且应该运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和金融机制,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为原则的国际人权机制,重视各种区域与跨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大国协调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机制。中国应该进一步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并推动完善国际机制,保护和发展自己。同时,改革现有国际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提高国际机制创新能力、制订重要议程能力和拿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     

中国大陆和台湾产业内贸易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贸易摩擦与争端也与日俱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双边区域一体化,不仅可以使贸易摩擦尽量最小化,还可以大幅降低流通成本,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发展。两岸贸易近几年呈现增长态势,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为了深化双方经济全面整合,两岸积极探讨协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方式。2010年1月,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次两会专家商谈在北京举行,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秩序观”是亚洲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

<正>围绕亚洲安全架构的讨论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讨论往往是"功能导向"的,侧重安全机制(包括次地区安全机制)的功能设计和能力建设。广义讨论往往是"秩序导向"的,探讨一整套地区安全机制背后的合法性问题。当前围绕亚洲安全"秩序"问题的讨论,已成为能否以及如何构建稳定和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关键。     

中美商务外交与亚太贸易机制

亚太贸易机制建设是当代世界贸易体系的热点问题。作为亚太大国和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商务外交合作程度决定着亚太贸易机制的最终建立。本文首先回顾中美在双边外交关系定位上的认知,解释美国为何关注亚太贸易机制,分析中美两国分别在亚太已有的贸易机制,最后阐述中美间的"竞合"决定亚太贸易机制形成。     

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角色

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多边外交政策和行为是其在多边制度框架内角色定位进程的直接产物,而多边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以及角色实践的主动性。着眼于有效推进自身在中亚和周边的利益诉求,植根于日益提升的国家实力以及政治和外交能力,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角色实践,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推动者、议程的设置者、规范的塑造者。鉴于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一方的角色实践始终面对他者的角色预期或者角色要求,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互动进程中,中国需要继续提升自我角色为他者所接受的程度。这尤其要求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积极倡导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共赢,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共享规范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集体身份"的塑造者。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下的中俄关系

中俄两国已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双边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形成地区命运共同体,对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巩固两国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对接的实现需要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以提供物质保证,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是重要的经济基础。中国应利用已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和人文交流机制,减少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夯实民意基础。中国稳健的经济活力是实现二者对接的根本保证。     

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既有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仅存在制度设计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实能力有限、机制运作巴尔干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更体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网络治理制度理念的根本性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机制困境和治理失灵,难以有效解决日益凸显的政治关切及公共秩序问题。随着其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这不仅包含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改革,也涉及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对和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新兴国家的内部制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拉美国家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展与观念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地区间制度框架协定的不断搭建,拉美与亚太地区间经济交往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已成为拉美地区最具活力的经贸合作伙伴。在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和东盟着力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逐步取得进展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日趋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受到广泛关注,以重点参与、积极推进的态度开展地区间合作,其中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东岸拉美国家表现尤其突出。拉美次区域合作机制太平洋联盟则普遍被视为成员国融入亚太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当前中拉合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拉美国家对待亚太经贸合作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有助于中国在推动拉美地区与亚太地区的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和主动的作用。     

俄罗斯、伊朗对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正>俄罗斯、伊朗两国对"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的建设均有重要影响。其中,俄罗斯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建设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开展双边外交等方式不断增强其在中亚的影响力;伊朗始终将阿富汗作为其向中亚发展的战略支点,并在"伊核协议"达成后通过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促进里海油气开发等方式加强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为更好地在中亚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建议中、俄、伊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     

澜湄合作的动力机制--基于“利益-责任-规范”的分析

尽管中国主导创设的澜湄合作机制是湄公河地区国际合作机制的后来者,但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已成为次区域合作的典范。对澜湄合作理论层面的研究与澜湄合作快速发展的现实是不相称的。本文试图搭建一个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创设地区机制的动力,认为澜湄合作是中国推动自身利益与湄公河国家利益相适应、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积极构建“利益—责任—规范”三位一体的地区规范的过程。然而,目前增强澜湄合作发展动力还面临着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中国责任”与“他方期待”不对称、地区规范建构缓慢等因素的制约。澜湄合作要在众多地区合作机制中脱颖而出,需要关注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和集体认同的建设。而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机制和保持制度的灵活性将是未来澜湄合作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来后,关于其定位的问题,学术界、理论界都在争论,各种观点都存在失之偏颇之处。准确认识"一带一路"的科学定位,必须要把"一带一路"放在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的发展战略和冷战以后整个欧亚大陆秩序构建的框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继冷战后政治重塑欧亚秩序不成功之后的新尝试,即沿线各国共同用经济的手段来重塑欧亚大陆秩序。但是,毕竟"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先提出来的,在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机遇与风险同在。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最大的战略风险就是会被守成的主导大国美国视为挑战。因此,中国要在战略、外交手段、外交方式和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创新,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重塑欧亚大陆秩序规避相应的风险。     

论和平崛起的中国对构建当代国际制度的建设性影响

当今国际社会,国际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这就要求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的中国不仅要全面参与国际制度,在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内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要力争在构建国际制度时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这不仅是维护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利益的需求,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责任所在。本文旨在从国际制度的构建机制入手,阐述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应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双重互动与南亚安全秩序构建

秩序是指客观现状与主导国意志一致的状态。目前南亚并不存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安全秩序,就其现状而言,在体系层面呈现出"失衡性"和"交织性"特征,这是构建南亚安全秩序的起点。失衡性决定了印度在传统安全上是南亚主导国的逻辑,而交织性则意味着主导国意志存在被影响的空间,这种状况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是如此。目前,印度在构建安全秩序方面的价值取向尚不能通过其官方文件来解读,但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其与一些关键国家在南亚的战略互动进行解读。在南亚地区,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使中印在传统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则使"发展导向"成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流思维。第一种互动主要是竞争框架下的中印地缘互动模式;第二种互动主要是合作框架下的"中—印—南亚邻国"互动模式。未来,这两种战略互动模式的发展方向,将折射出南亚主导国的意志选择,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南亚安全秩序转型的方向。     

个人主义:美国的发展动力与问题来源

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新制度主义将文化纳入"制度"的范畴,并认为它是制度中最深层、最稳定的部分,决定着制度的产生、执行与演进过程。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深层基础与外在表象的关系。美国,这个立国于18世纪下半叶的国家,为什么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