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旗帜 坚持和平发展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同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要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台湾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始积极探索中国发展的新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突出了台湾问题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中国20多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发展战略。台湾问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紧密关联，它既不能影响、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要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统一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

中国选择了并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这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的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定位与实现路径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是由世界潮流、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实践基础所决定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化,体现在中国机遇、战略定力、同走此路、群众基础和核心利益五大路径上。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绘制了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对外工作部分再次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对当代中国对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达到什么目标和怎样实现目标的深刻阐述,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和平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内在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和平发展的发展观。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是透析世界发展历史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和平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有力保障。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

全球化是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视角。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从时间坐标看,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空间坐标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在对外开放中体现世界历史性规定、坚持现代化主旋律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     

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根源与意义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独立自主、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特质,历经和平发展征程的新开启、和平发展事业的新推进、新时代和平发展新方略新实践等不同阶段,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文明历史、崇尚和平的文化底蕴、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安排。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也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战略抉择,它的重大意义在于革新了现代化发展模式,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中国梦的国际认同——基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质疑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以和平的合作方式崛起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途径。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诸多质疑,直接关系着中国梦的国际认同。厘清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深入思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历程和趋势,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十八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和展望。报告重申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时,报告根据内外形势变化突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创新。第一,报告更加凸显中国的全局观念和大国视野。报告的外交部分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题,立意高远深刻,表明中国作为一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