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略的思考

中国近年倡导的和谐理念,是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中国在确立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谐地区的目标的同时,也在反复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中国未能公开、充分地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外交方略进行相关研究和宣传工作,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曲解和误解,加深了周边国家和西方大国对我战略意图的疑虑,造成了构建战略互信的障碍。因此,深入解读"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内涵,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严肃任务。     

对冷战后中国外交新战略的思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一、韬光养晦战略 韬光养晦战略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应变性战略,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     

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性质与挑战——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较大调整,"奋发有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是理解各国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的综合理论,也是理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能力的快速强化和合法性的联动提升则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与一般理论集中关注外交行为本身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还注重阐释外交行为的性质。新时代的"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进取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当然,"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以韬光养晦为基础的奋发有为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对韬光养晦要具体分析——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

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不是一个教条。韬光养晦不能管100年,中国外交是很复杂的,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韬光养晦。从全局来看,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加,这是个趋向,跟韬光养晦不矛盾。     

中国外交进入话语权意识高涨时代

如果考虑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不当头"的遗训,那么我们可以说,"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一外交新政策,将使我国的国际战略变得更为积极、更加主动。这是一个新的方向。     

中国外交需要“韬光养晦2.0”

韬光养晦2.0若能实施,将会极大地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它的本质是求和平,不称霸,追求双赢,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会顺势得到更大的实现。     

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发展

内政与外交是彼此关联、息息相关的。我国建国后外交分别有"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不结盟、开放的四个外交时期,从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三点经验与启示,即: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与外交三者的关系;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开展外交工作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必须正确处理好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促进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9·11之后的美俄中三边关系

"9·11"之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总体保持了此前的格局,但出现了较大调整.就美国而言,一方面显现了强劲的进攻现实主义和帝国态势,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而调整了对俄和对华政策,对俄关系出现了较大进展,对华关系则渐趋常态.就俄罗斯而言,一方面通过"西进",与美国和北约建立了新型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而继续开展全方位外交,保持并发展了传统的对外关系.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坚持和平外交,发展中俄关系,改善中美关系,同时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强调多极化,坚持同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的不断推出与逐步落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体系也不断完善。该战略体系主要由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利益、战略手段和战略布局五个方面组成。在战略环境研判上,需要全面系统认知国情和世情,把握两者互动日益密切的态势。在战略目标设置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为战略目标。在战略利益界定上,重点关注中国的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科学区分战略利益层次。在战略手段运用上,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协调国家、社会、个人等的积极参与,灵活运用安全、经济、外交和规则等手段。在战略布局中要把握好时空定位,在不同地理空间和领域不断优化战略布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要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确保各战略要素之间的平衡,实现"权力政治"向"规则政治"、"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经济导向"向"战略导向"的多重转变。     

关于大时代与大战略的思考——兼论新时期中国外交需要处理的十对关系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有五个重要标志:其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其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其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关键作用;其四,全球性问题首次受到全球广泛、共同关注;其五,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民主化进入新阶段。大时代呼唤大战略。中国的大战略设计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群策群力,汇聚集体智慧。中国未来大战略需要集中关注十大关系:一是第二和第八十八的关系;二是利益扩展与战略跟进的关系;三是新问题与新能力的关系;四是"关键"与"首要"的关系;五是"官"与"民"的关系;六是原则与政策的关系;七是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八是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九是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关系;十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宗教与当代外交:历史、理论与实践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宗教复兴与世俗化复杂交织的格局下,世界多国在整体外交中程度不同地援引宗教因素。各国在整体外交中借鉴宗教话语、整合宗教理念、借助宗教渊源、起用精通宗教事务的人才、创建援引宗教因素的新型外交机制和与国内外宗教组织合作,从而巩固国家战略安全、构建话语权、形塑软实力、进行和平构建和冲突解决。非国家行为体从多层面不同程度进入主权国家治理空间,主权国家亦通过整体外交多层面达成外交目标,援引宗教因素的外交体现出这两股力量博弈而产生的动态平衡。宗教因素促使外交目标、渠道和影响不断丰富发展,外交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当前主权国家由此面临新挑战与新契机。对此,主权国家外交若援引宗教因素应考虑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在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面综合考量本国国家利益、如何将各国推进中长期战略所形成的格局转换纳入长期战略和政策考虑。     

十年来的中国军事外交——回顾与展望

过去十年来,即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期间,中国军事外交牢牢把握和运筹战略机遇期,全面贯彻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认真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增进与各国军队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独特战略作用。十年来,中国军事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始终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军事外交大理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军事外交大格局,并发展了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军事外交大开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外交也将在党的指引下,继续坚持"以和为贵"的军事外交理论,完善和发展既有的军事外交格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践行公共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旅游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具有借助旅游的渠道或工具实现国家利益、实施主体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理论基础复杂等突出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产物,更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旅游外交的内涵和态势或将发生变化:在基本目标上,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者;在实施主体上,从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扩展为由非国家行为体践行;在实践操作上,将探索基本目标、实施主体、表现形式、理论基础中尚未思考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旅游外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提升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这是中国把握自身和全球旅游发展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也是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当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实施旅游外交,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经略新型国际关系,理性利用客源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外交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外交战略与国家安全

自古以来,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与一国的兴衰安危密切相关。高明的外交战略往往会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低劣的外交战略不仅无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反而会危及一国的安全。当然,由于国家大小不同、强弱有别,其外交战略的选择也不相同。     

“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外交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以澜湄合作为例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为了更好地指导周边外交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应以"命运共同体"为视角,对周边外交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本文在梳理"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有机联系的基础上,分析"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周边外交理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进而对构建"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个理论应以"利益—责任—规范"为维度,构成一个三位一体和稳定的理论框架。其中"利益"是前提条件,"责任"是应履行的义务,"规范"是应遵守的价值观及制度,三者互为条件、相互制约,共同指导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外交谈判战略浅析

作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外交谈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关注。但外交谈判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始终存在紧张的对立。竞争性战略在外交谈判中的运用使谈判结果走向了谈判初衷的反面,要改变外交谈判面临的困境,必须重新思考外交谈判战略的运用。合作性谈判战略要求谈判者重新界定"利益","关系"这一外交谈判中的特殊利益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外交谈判困境的根本改变则取决于人类整体、而非仅仅谈判者观念的改变。     

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选择:视角、动因与路径

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逐渐凸显出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首脑外交是重要的外交形式之一,透过首脑外交可以看出,在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交往过程中,以下四条路径已成为优先选择:第一,重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支点作用,不断推进中澳、中新双方关系迈上新台阶;第二,秉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全面塑造与南太平洋建交岛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寻求建立广泛的"朋友圈";第三,以经贸合作促进战略合作,构建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共同体";第四,不断拓展首脑外交多样性与灵活性,提高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通过"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相互依赖",利用"战略支点",建立广泛"朋友圈",拓展首脑外交多样性与灵活性无疑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现实而重要的战略选择。     

城市外交让成都连通世界

<正>城市外交是指城市政府在国家主权和总体外交战略的框架内,为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推进城市建设发展,在中央政府的授权或政策指导下所从事的国际交往活动。近年来,成都始终围绕着坚持服务中央总体外交、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求来开展城市外交实践,从注重"获得"向积极"给予"且互助共赢转型,以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多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中国对外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三个世界"到"一个世界"、从"敌友外交"到"伙伴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经济外交"、从"低层次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的适应性转变。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是中国与世界在三十年互动中完成的,是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作用与中国自觉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行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间的协同,推动着中国和世界沿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