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治理的大国责任刍议

中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引下,提出建立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表明中国促进网络空间繁荣与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大国意识和大国责任。从利益、能力和治理效果看,大国比小国及其他行为体具有网络空间治理的优先责任,大国责任以及在大国责任意识下的合作与协调可以带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效果。网络空间的大国责任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即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导责任。中国网络技术水平的迅速提升、网络用户的庞大基数、日渐开放的政治倾向、国际社会的角色要求和其他国家的角色期望都是中国网络空间大国责任角色认知形成的重要因素。但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大国责任应该是适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它并不只是享受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和利益,还包括相应的风险承担,它也不等同于网络霸权。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机制构建——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

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代表的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和安全架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研究看,国际规范、治理机制等领域的理论范式对网络安全议题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但也面临着网络安全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一定调适。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来分析,已经出现了网络空间安全从分散到融合,网络安全态势从等级化到非对称,网络空间从权力扩散向网络赋权三大趋势。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务实举措,推进平等参与并建立综合性机制框架来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对于中国而言,从建设网络强国的角度来看,应该直面当前国际网络安全面临的困境,主动设置议程,推动网络空间的规范建设,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使网络空间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再认识

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全面调整,尤其是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国际体系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国际体系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体系中注重结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单元和互动的结构组成的。单元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是指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①结构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指国际体系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中包含着与政治密切相关     

结构、关系与影响:美国网络霸权的基础

权力结构、权力国际战略与权力运用是观察美国网络霸权的三个视角。在权力结构上,虽然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基础层与逻辑层稍有衰退,但在网络空间内容层,美国仍然主导着权力结构,足以支撑其霸权地位。在权力国际战略上,美国在网络空间成功建构了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价值观同盟关系,用以推动美国网权的扩散,为网络霸权的分担寻找国际支持,最终形成"扩散性网络霸权"。在权力运用上,美国通过强制、威慑、防范、建构等方式对别国产生影响,也通过吸引手段对国外公众产生影响。美国在虚拟世界建构的全球网络霸权不仅与美国在现实世界的霸权起到互补作用,也可能会对其霸主地位的日趋衰微起到延缓作用。     

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加强与改进

互联网技术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如网络疾病的乘虚而入。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各种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如实反映我国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国际社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做法,我们应提倡政府、企业、家庭、民间组织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技术手段、文化手段、道德自律等多种途径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深化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讨论

目前,我国学术界一般将国际新秩序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几个大国行为的分析上,试图通过说明它们之间的势力分布、经济状况以及它们的对外目标、能力、决策水平来预测国际秩序的新形式。我认为对国家行为的分析无疑是研究新秩序问题的基础,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讨论停留在国家这一分析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不仅是在原有规则下大国问权力的再分配,而且是国际体系从行为规则到行为主体的全面变革。我们只有从整体上来考察这一转化过程,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变化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合作与博弈

随着互联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国家对高度依赖网络的不安全感也日趋增加,由此引发的国家间冲突使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规则显得非常必要且迫切。在应对网络有组织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中,以国家间合作为主流,而一般性网络冲突和网络战则体现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主要围绕技术、军事安全和对策三个层面展开博弈。国家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欧洲对互联网主导权的争夺以及美欧与中俄在治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对立。目前,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仍然处于"规范兴起"的起始阶段,要达成一项全球网络空间协定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明晰彼此底线并努力寻求共识应该成为推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实现向网络强国迈进的目标,应当积极关注和参与不同国际平台上有关网络规则的讨论,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勇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问题探析

互联网技术给党的政治建设带来了新的变化,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网络空间中出现了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受到冲击、党内政治生活形态发生转变、党的政治制度建设需要加强、党的政治能力水平要求提升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网络错误思潮推动、网络政治影响扩大、网络利益结构变化、网络意识形态对抗等。我们需要从规范党员网络政治言行、强化网络政治内容建设、引导网络政治舆论倾向、发挥网络政治治理功能等方面,逐步加强网络空间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巩固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新形势下推进网络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公共生活的虚拟延伸,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建构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公共平台。网络快速普及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革,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色情泛滥等一系列网络公共秩序混乱的新挑战。为此,国家明确作出“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大部署。认真贯彻落实网络安全环境部署,需要不断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网络安全意识,加强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强化网络法治的宣传和普及,切实推动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果、迈上新台阶。     

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主权国家外，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问题仍然有待理清。 进行非国家行为体分类面临的难题 在对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分类时，学界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把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划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合理？界定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区别的标准是什么？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转型与中国国际安全体系观

国际安全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由特定行为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的整体。国际安全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处在动态变化中。     

试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变革与体系发展(续第2期)

四、结构变革阶段的特点和判断结构变革的标志这里显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变革的特点问题;另一个是赖以判断国际关系体系是否发生了结构变革的标志问题。关于结构变革阶段或时期的特点问题。可以说,由于变革总是意味着体系的一些结构关系被打破,体系的一些结构关系被另一些结构关系所替代,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其特点通常是: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或其某个子体系内国际情势的严重恶化,国际关系体系主要行为体即国家之间矛盾的大大加剧,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急剧增大。总之,结构变革阶段一股都是国际情势急剧变化、危机现象层出不穷和冲突可能明显增大的时期。在上述的1789年前后时期、1917年前后时期以及一战和二战前后时期,其特点无不如此。这是一般的规律,至于在"和平"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体系发展和以"非暴力"的形式所推     

大国战略互动新态势

<正>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黑客、恐怖组织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持续上升,但国家仍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大国拥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大国,一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二是要有驾驭工业文明的能力。国际格局是由一段时间内大国力量对比的总态势决定的,国际形势的变动也首先是由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决定的。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运行中,而且体现在有关国家保持或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对外战略之中。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代表一方通过国际制度框架内的规则、程序以及对规则和程序的塑造,以指引、约束他者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各方的地位和角色、话语权和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于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中,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互动理念。在上述承载着制度性话语权的不同层面,国家实力因素显然是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而多边外交能力在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譬如当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尤为关键,多边外交能力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制度谈判的策略和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组织中的话语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与角色实践的主动性。     

青少年网络欺凌现象的刑法规制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以及广泛传播性,加之青少年身心尚未成熟,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在公开的网络空间散布带有欺辱性质的内容或谣言涉嫌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公开他人信息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破坏社会秩序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但在非公开网络空间采取点对点式的青少年网络欺凌难以认定为犯罪。就目前实践的情况而言,应合理划分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规制范围,同时适当对犯罪圈内的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并增强青少年寻求刑法保护的可操作性。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

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使人工智能技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带来的破壁效应推动了国际战略领域的深刻变革。依托持续完善的算法、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国际行为体提供更系统的战略评估和精准的战略决策,保证更高效的战略动员与执行。随着新技术逐渐渗入战略行为的各个环节,战略领域将先后出现"先发优势"和"数据—算法竞争"两种新的战略行为模式,最终推动人类的战略行为形态从人与人的竞争逐步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当然,在战略行为模式重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黑箱状态、鸿沟效应等潜在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努力降低其中的可能威胁,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加稳定而繁荣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