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互动与体系结构的关联。首先盘点国际政治对跨国公司研究的得失,进而提出重构的思路。放宽行为体假设,以二元行为主体作为立论基础,融合国际商学的跨国公司研究成果,借鉴和发展国际政治的理论资源,重点借用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如权力、均势、体系结构等,并且利用相互依赖论的两个概念,研究现实主义范式忽视的对象——跨国公司。在单位层次上,建构三角相互依赖结构分析跨国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在体系层次上,将相互依赖融入体系理论的权力逻辑,解释跨国公司与国家如何在特定的领域构建体系,以及体系稳定的原因和变化的根据。     

温特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述评

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理念主义世界观,温特建立了他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架构包含了温特建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二是反物质主义原则,即: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建构,更是社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     

编者的话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讨论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为建构主义学者探讨国际文化结构如何建构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留下了理论空间。但兴悟的《从马嘎尔尼使华看国际体系之争》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不同国际体系的国家相遇时,它们如何定义彼此的身份并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互动？通过对马嘎尔尼事     

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再认识

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全面调整,尤其是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国际体系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国际体系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在研究国际体系中注重结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单元和互动的结构组成的。单元是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是指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①结构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是指国际体系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其中包含着与政治密切相关     

亚洲多边合作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的对策

<正>亚洲多边合作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实践,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现实,并引起国际关系学界以及各国政府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是多边合作的基本行为体,多边合作的基本功能是协调国家行为,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相关国家的利益。同时,多边合作均建立在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原则之上,并高度重视国际机制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国际机制在协     

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

约翰·赫兹最早提出了"安全困境"的概念并形成了理论体系。借助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国内类比",他最早明确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结构要素,并且强调国家间关系无关人性善恶,主要在于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特征,由此否定了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必然冲突的悲观论调,为国际合作预留了空间。通过分析核时代的国际特征,赫兹将"安全困境"细化为"核武困境"和"生存困境"两种不同的类型,对应提出了"护持"和"普世主义"的理论应用,既给出了如何应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办法,也对当下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启示性。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理论运用有从国际领域扩大到国内领域的趋势,它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旅游外交的形成、内涵和变化

旅游外交是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具有借助旅游的渠道或工具实现国家利益、实施主体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理论基础复杂等突出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外交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产物,更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体现。未来五到十年,旅游外交的内涵和态势或将发生变化:在基本目标上,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转变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进者;在实施主体上,从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扩展为由非国家行为体践行;在实践操作上,将探索基本目标、实施主体、表现形式、理论基础中尚未思考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的旅游外交形成于改革开放后,是"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并提升到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这是中国把握自身和全球旅游发展及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一项战略选择,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形成,也是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当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如何进一步实施旅游外交,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经略新型国际关系,理性利用客源资源,打造中国特色的旅游外交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

规范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不同于“规范理论”的价值分析,本文提倡对国际规范的意义结构进行科学考察,以深入探究规范现象的客观本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规范应被视作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具有因果关系和非因果关系(限制和建构)两种不同的作用模式。作为非因果作用模式的重要类型之一的建构作用,其具体作用机制体现为对行为体原有行为观念的重构或取代。本文还对质疑规范的功能性分类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性分析。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编者按21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个停滞的局面,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实力结     

国外学者关于一体化理论的一些研究

"一体化”是指国际关系体系内某一区域、某一集团、某一子体系或整个体系的全部多数成员在一定领域内聚合为新的行为体的过程、状态、结果和趋势.这个术语既描述状态,又描述过程.一体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是国际合作深化、各国际关系行为体谋求更大利益而努力的结果.有关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的关注是比较早的,并且流派诸多.限于篇幅,仅就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一介绍.     

基于规范和身份的威胁建构——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为例

安全化本质上是在主体间对一个公共问题进行威胁建构的过程。它虽然解释了威胁建构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公共问题被成功地建构为威胁,原因在于它将行为体的身份看作是先验给定,并忽视了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建构的反作用。规范和身份是行为体威胁建构过程的两个重要变量,对威胁建构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本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问题被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相关国际规范的出现和俄罗斯身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     

卡琳·菲尔克的语言游戏建构主义研究

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生"语言学转向",国际关系学者日益重视语言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维特根斯坦学派代表人物,卡琳·菲尔克创立了"语言游戏"建构主义理论,她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分析,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强调规则、理性、虚拟行动等独树一帜的建构主义理论。菲尔克还从命名、类比、比喻、精神创伤、以弱取胜等多个角度,揭示了生活化语言在建构游戏中的重要作用。在由北约东扩引发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中,菲尔克既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解释,也从语言游戏视角出发扩充了建构主义阵营对该事件的分析。菲尔克的语言游戏建构主义已成为融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语言学转向、建构主义转向的独特理论。     

论“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

“金砖国家”从一个商业概念演变为一个国际机制有着深刻的背景。“金砖国家”的崛起不仅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使得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历史转折点,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金砖国家”应冷静和理性地看待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整体性崛起的疑虑,并对“金砖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重思网络技术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

本文围绕网络技术对国际政治究竟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以国际体系为着眼点,从排列原则、单元特性和能力分配三个方面考察了网络技术的变革意义,认为网络技术虽带来一些新元素新现象,但其对国际体系变革的整体影响仍然有限。在排列原则上,网络空间展现出多重权威结构并行发展的态势。在单元特性上,网络技术虽然使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但国家行为体在网络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仍然扮演着主导角色。而从能力分配来看,网络技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空间内嵌于国际体系的诸多进程之中,并受到后者的约束和塑造。重新思考网络技术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科学审视网络空间安全等新的难题。     

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试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变革与体系发展(续第2期)

四、结构变革阶段的特点和判断结构变革的标志这里显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变革的特点问题;另一个是赖以判断国际关系体系是否发生了结构变革的标志问题。关于结构变革阶段或时期的特点问题。可以说,由于变革总是意味着体系的一些结构关系被打破,体系的一些结构关系被另一些结构关系所替代,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其特点通常是: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或其某个子体系内国际情势的严重恶化,国际关系体系主要行为体即国家之间矛盾的大大加剧,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急剧增大。总之,结构变革阶段一股都是国际情势急剧变化、危机现象层出不穷和冲突可能明显增大的时期。在上述的1789年前后时期、1917年前后时期以及一战和二战前后时期,其特点无不如此。这是一般的规律,至于在"和平"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体系发展和以"非暴力"的形式所推     

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

正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一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不断涌现,国际体系变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更具远见和更具包容性的战略思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着力实现国家利益。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处在深刻变迁之中,不论是力量格局结构,还是国际关系的性质以及全球治理规范,都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