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不断扩展，社区治理成为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当前，大陆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比较分析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两岸都坚持社区自治的方向，但现阶段两岸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很大差异。台湾社区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进行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政府引导＋民众自主参与”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而现阶段大陆社区治理从总体上讲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异化、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台湾社区治理的某些经验，对于促进大陆社区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

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治理主体 (平等参与者 )、治理客体 (社区公共事务 )、治理规则 (社区成员认同的社区规范 )、治理过程 (社区治理是实体活动 ,表现为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行为 )。从价值理念看 ,社区治理主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它包含各种利益相关者 ;二是治理主体的平等性 ,它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均是平等的参与者 ,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城市社区社团法人的居民自治模式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不断加速,新建成大量社区,社区社会性功能日益强化,在我国城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社区治理混乱,各种矛盾充斥,亟需有效方法解决。城市社区社团法人化自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的社团法人,以谋求社团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由业主组成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主监事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够从内部运行以及对外表达诉求方面有效的解决现存问题的治理模式。本文尝试对此模式出现的现实背景、法律依据、有效性以及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我国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现状探析

公民参与是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归宿,公民参与能力的高低对公共服务的最终效果影响重大。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选择权利的重要表现,即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可以真正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还可以消除公共部门服务能力不足,机制不健全等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影响其发展。公共服务创新就是促进公共部门与公民合作互动的良性循环,要实现公共服务创新,必须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公共服务创新中的角色,发挥公民参与的作用,把公民参与作为实现公共服务创新的终极之路。     

论“社区”的多样性与中国的“社区建设”

"社区"是一个泊来品,20世纪两次落户中国。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由有留学英美背景的社会学师生引进,主张改进中国社会结构要从社区研究入手;第二次是1986年国家民政部为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援引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91年又提出"社区建设"任务,"社区建设"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遂在城乡陆续展开。具体言之,"社区建设"包括两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构建领导核心;二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就地城镇化"的最佳选择。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关于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开始由传统的政府治安管理机关(警察)主导下的纵向预防模式向社区治安治理的横向预防模式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社区矫正青少年社会排斥成因初探

以动员社会多方力量有效参与为特征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适合犯罪青少年的有效行刑方式，这已被国外司法实践所证明。但我国的社区矫正青少年在接受矫正期间遭遇到较为严重的社会排斥，其内在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社会惯有的人际互动模式、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与社区矫正相关的立法缺失及基于“污名化”的歧视与偏见。欲提高社区矫正效果，减少社区矫正青少年的社会排斥需耍为他们提供有效资源供给并基于增权理念加强能动性培养。     

公平正义: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

大量供给公共产品,并以均衡性公共产品供给为重点,是当今社会建设的主流和制度安排的重点。这一制度安排背后,潜藏着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也是社会命题的核心内涵。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互动合作,是在社区内有效供给均衡性公共产品的基本模式。     

我国法院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模式选择 “全国模范法官李其宏经验”的启示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量刑、行刑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成为推进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热点之一，已相继在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城市社区及部分法院开展。全国模范法官李其宏在少年刑事审判岗位上，通过二十年的探索，形成了一套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治的有效经验。但社区矫正制度仍处于工作试点与理论研讨同步摸索与推进的态势，尤其是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分析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现状，探索法院参与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是对全国模范法官李其宏开展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矫治经验的回顾，第二部分在分析现有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共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弊端基础上，从法院管理是刑事司法行为的延伸、符合社区矫正的专业化需求和符合社区矫正的效率原则三个方面论证了法院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观点。第三部分从未成年社区矫正机构、专业人员、社区矫正项目和矫正计划等几个方面提出具体制度的构想。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的时空变迁与内源性发展探索

在城市社区自治的建设过程中,内源性发展的思想应成为贯穿其实践的核心理念,随着社会的变迁,社区多元参与主体自身的变化将全方位地影响居民参与的路径和内容,积极探索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指导社区建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发展之路。     

社区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管理工作的一种手段,需要完善科学合理的法律作依据,保障管理人员的处世态度,增强基层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及行动力;需要管理执法队伍的高素质作为;需要法制宣传群众,共同法治,互动发展,适应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北欧经济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阶段、主要特征及理论原则

北欧经济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包括: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手段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力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和实践,政府清廉指数居世界前列。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北欧国家治理遵循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及社会团结,保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平衡,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原则。     

社区矫正制度城乡差异比较探讨 ——以京津冀个别地区为例

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水平.依托社区环境,借助社区资源是社区矫正的特色与优势.同时,社区环境必然影响社区矫正的执行及效果.当前,城市与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难有共性,也有差异.文章首先就我国城市及农村社区矫正发展的现状展开论述,其次指出我国城市及农村社区矫正发展中存在的共...     

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社区治理模式的体制分析

人民公社制度在1958年后,普遍取代了市-区-街的市政管理体制,成为城市主要的管理机构.出于对这种体制下的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适应,社区治理的结构和功能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化了集行政性与服务性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制特征.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功能优势,也有明显的体制缺陷.在公社解体后,社区的单位制特征因社会单位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延续,因此对这个历史时期社区治理模式的考察,有利于了解今天社区体制的形成原因,并对把握社区体制的改革方向有一定的镜鉴价值.     

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以住房保障为例

美国社会管理的特点是注重非营利组织和私人的重要作用,财政支持以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调和社会矛盾,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融合。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的焦点,美国住房保障政策是其社会管理的一个缩影,表现为:政府投资建造公共住房来解决住房短缺的难题,政府补贴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建廉价房,用灵活的补贴提高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并以社区为平台缓解住房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美国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是,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应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政府应加快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注重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与协同合作;鼓励公众参与社区管理;引入市场力量时要做好制度设计;社会管理要统筹规划。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的资源整合与体系建构

农村社区法律服务体系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目前,迫切需要开发与整合农村社区能够促进法律服务有效运行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内外资源,为满足广大社区农民实现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内在法律服务需求提供制度性平台;从国家层面看,则需要重构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恢复农村社区互助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区有偿法律服务体系,形成公共财政为主、集体和个人多方参与、配置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综合法律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