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关于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开始由传统的政府治安管理机关(警察)主导下的纵向预防模式向社区治安治理的横向预防模式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1978—1992年

1978年至1992年,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面临的历史环境是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的内部压力和走向开放的外部压力。国家核心治理体系建设表现为党政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制度安排。国家基础治理能力建设表现为产权分离化的制度安排,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政策运行和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分权与放权的制度安排引起了国家自主行为的方式转型和空间变化,国家自主行为的转变又增强了国家基础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实现了"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共赢和"民"内部的利益均衡,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了自身合法性。     

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层面的不断扩展，社区治理成为两岸交流的热点之一。当前，大陆地区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比较分析两岸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重要意义。两岸都坚持社区自治的方向，但现阶段两岸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很大差异。台湾社区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职能清楚、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并进行了良性互动，形成了“政府引导＋民众自主参与”的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社区自治。而现阶段大陆社区治理从总体上讲依然是“政府主导”模式，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社区自治组织职能异化、民间组织发展缓慢、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台湾社区治理的某些经验，对于促进大陆社区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三十年来日本的政治转型与政党体制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30年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从政治发展的宏观过程来看,这一转型经历了三大转变,即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经济中心主义"向"政治中心主义"转变,国家发展模式从"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国家发展战略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从政治发展的微观角度来看,则经历了从"五五年体制"、"八六年体制"到"九六年体制"的转变;政党结构从保守与革新对立模式转向保守模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及政党均走向趋同化。目前,日本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尚未最终定型,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仍在进行中。     

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国家生态责任与生态治理能力建设

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建设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国家建设的生态维度由隐至显的发展过程,凸显出公共环境治理中国家生态责任和生态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国家生态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风险,对公共环境治理中的国家提出了提升生态服务能力、促进生态现代化和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多维生态责任要求,也为从"以人为本"、"预警原则"、"有序推进"等价值原则推动国家生态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范式、行动实践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市场化和城市化中党的基层组织转型的大趋势

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城市的转型。在城市转型中,城市的主要生活空间逐渐从单位转向社区,相应地,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心也由单位党建向社区党建转移。然而,社区党建既没有单位党建所依靠的结构化的权力支持,又面临着由社区的流动性、匿名性、老龄化、碎片化等诸多特征带来的巨大挑战。在这些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调适性策略,如完善自身建设、构建"大党建"组织模式、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等等。这些调适性策略不仅有助于维持党的生存,而且有可能带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创新:地方经验与发展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经历由行政主导、参与治理到现在的合作治理的发展过程。社区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重要手段。各地以政社互动为导向、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扁平化、信息化、定制化、精细化的实践,在社区公共服务范围、手段、主体和类型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经验,同时也面临社区物质保障、社区资源、制度规范和专业组织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今后应以政社互动为改革指南,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从完善制度设计、凝聚参与认同、引入市场机制、加强财政投入、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方面着手促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与发展。     

村民自治章程对转变乡村治理方式作用的个案分析

村级民主管理是依法实行村民自治的重点,构建和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是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通过村民自治章程制度建设,我们实现了国家在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提高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村干部依法行使权力,村民依章行事,形成了"一册在手,规矩全有”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以笔者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对小南河村村民自治章程执行及推广情况所进行的调查为个案进行分析和研究.     

“团队党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探索——以上海市江川路街道为例

上海市江川路街道开展的"团队党建"是激发社会活力、助推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实践形式,也是城市社区党建的一项新探索。"团队党建"依托社区团队,建立起了基于"趣缘"纽带的居民间的有机联系,其新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观念上,实现了社区党建由"单轨"转向"双轨"、由"封闭"转向"开放"、由"静态"转向"动态"、由"主动"转向"被动";在组织形式上,"团队党建"通过对社区团队进行组织嵌入,形成了"社区党总支—团队党支部—团队党小组"的灵活的组织创新;在功能上,"团队党建"再生了"熟人社会",提高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节约了社区治理成本,推动了社区自治。"团队党建"可谓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石

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城市社区社团法人的居民自治模式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发展不断加速,新建成大量社区,社区社会性功能日益强化,在我国城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社区治理混乱,各种矛盾充斥,亟需有效方法解决。城市社区社团法人化自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的社团法人,以谋求社团成员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由业主组成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业主监事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够从内部运行以及对外表达诉求方面有效的解决现存问题的治理模式。本文尝试对此模式出现的现实背景、法律依据、有效性以及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坦桑尼亚革命党的角色转变及其面临的挑战

自实行多党制以来,坦桑尼亚革命党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主要表现为从宪政型政党向议会型政党转变、从动员型政党向参与型政党转变、从克里斯玛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转变。坦桑尼亚革命党大体适应了这一转变,在先后五次选举中赢得胜利。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长、全球化、城镇化、人口变迁和教育发展等结构性力量的推动下,坦桑尼亚的政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革命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和挑战。坦桑尼亚革命党不仅需要经历角色转变的重大考验,而且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执政能力建设以及解决桑给巴尔问题等严峻挑战。     

村民自治转型:从选举走向治理

治理是达到善治和良政的关键,它也是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折点。所有关注我国农村发展建设的官员、学者、基层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都要充分认识这一点。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村民自治,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终于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不久前,笔者就四川、重庆、江苏和河南四地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调查后发现,人们原来寄予厚望的由民主选举激发出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动力,实际上在我国农村并未完全形成。相反,许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民主、民主化与美国民主的困境

冷战后,苏联东欧国家民主化、北非中东国家"阿拉伯之春"、美国政治极化代表了民主所面临的三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与危机:民主与民主化、民主化与民主巩固、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民主是一种目标,民主化是向这个目标转变的过程,民主巩固需要国家建构先于民主体制建构。美国当代民主体制的衰败是麦迪逊式共和体制与现代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致。因此,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失败,民主体制与现代治理的矛盾,代表了当代民主发展的困境。"强政府与有效治理"成为全球性趋势。     

“校闹”生成的机理与法律治理路径

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校闹"频发,且呈现出从"维权型校闹"向"谋利型校闹"转变的趋势。"校闹"生成与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伦理意义上的师生关系逐渐瓦解、传统"校闹"治理方式失灵、相关规章制度存有漏洞以及媒体的不实报道是其主要原因。"校闹"治理应在完善规章制度基础上分类分策治理,同时应引入独立第三方仲裁与评估机制,限制和规范私下和解行为,将"校闹"矛盾化解纳入法治轨道。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