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清单、双向考核与基层组织关系重构——以增城区双向考核试点为例

在"乡政村治"和"街政居治"体制下,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与群众自治组织间互动关系的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村(居)委会"附属行政化"、"过度自治化"或"被边缘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有序开展和村(居)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针对这一难题,广东省自2015年开展了旨在理顺二者关系的"镇(街)和职能部门与村(居)委会双向考核制度"试点工作。作为试点单位,增城区通过建立村(居)公共服务站、梳理镇(街)和职能部门与村(居)委会双方责任清单、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以及制定双向考核办法等举措,为基层政府行政与村(居)民自治关系困境的破解,以及二者良性互动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也遇到了改革对象内生动力不足,权力边界与职责范围难以清晰界分,考核结果难以被合理应用等问题。相关经验与问题表明,要想通过建立双向考核制度构建政府依法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格局,既要注意制度间的协调配合,防止单兵突进,又要着力破解制度创新进程中的法律障碍,还需要细化双向考核结果的应用机制。     

聚焦“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北京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正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2018年3月以来,北京市委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把"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列为     

简政强镇:城镇化进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基层政府突破当前的社会管理困境,提升管理能力。作为广东"简政强镇"改革思路的区域实践,汕头市濠江区的街道行政体制综合改革,以立法分权、强化街道社会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等措施,探索了欠发达地区增强基层政府效能的可行性路径。与此同时,改革也面临现行法规制约和改革成本压力等挑战。     

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研究

当前,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设施建设、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问题。问题的背后是体制性问题:一是行政体系内部的"条块"问题,二是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问题。城市基层公共服务组织管理运行的体制和机制改革出现了两种模式:职能专一、主管部门单一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如街道医疗服务中心),采取社会化模式——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职能交叉、主管部门多头的基层公共服务组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采取行政整合模式——行政体系内部职能整合。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管理运行的规范化,需要在行政整合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化改革。     

“以小见大”: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以重庆市合川区盐井街道为例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必须从基层出发,才能达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的。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结构逐步多元化,群众诉求日益多样化,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不断增加,镇街作为最低一级行政层级,直接面对基层群众,是社会治理的支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重庆市合川区盐井街道坚持党建领航,针对群     

警惕基层“文山会海”回潮

"文山会海"源于基层治理的"文件政治"与"会议行政"特性,它由中国基层政治动员型体制和行政压力型体制所决定。遏制"文山会海",需要在党政职能及权责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监督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亦即从现行体制的政治约束和行政实施特性上进行改革,如此才能消除"文山会海"产生的根源及其衍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外在表现形式。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我国基层政府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在社区”改革为例

城市管理体制创新对提高政府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深圳市龙岗区"城管在社区"改革的本质是将社会力量引入到基层政府城市管理中来,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城市管理中的不足,从而在基层形成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分工合作的城市治理体制。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放权”“削权”“分权”“限权”“监权”“侵权” 行政体制改革的“六权”法则

改革需要理论支撑,行政体制改革关键要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当前要顺利推进经济改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非常重要。政府只有以更大的勇气做好自身的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才能顺利地推进。     

做实基层行政检察的困局与出路

做实基层行政检察是新时期法律监督改革的重要部分,对于加强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做实基层行政检察存在部分困境,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全面协调和充分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立法对行政检察规定不明确、监督线索发现机制不健全、基层行政检察目标不明晰、监督程序不具体、行政检察部门设置不合理。对此,可从完善行政检察的立法规定、深化监督线索发现机制、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为主要目标、细化行政检察监督程序、改革行政检察体制等五个方面探索做实基层行政检察的出路。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调适行动与社会治理的行政化

本文从基层政府的视角出发,以基层政府调适行动这一分析概念解释社会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基于对街道办事处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权力结构的行政主导、行政压力的逐级下压以及基层组织权威的分散化等原因,基层政府组织通过四种方式提升其整合能力和灵活性:第一,行政系统内"非正式"人员的扩张和下沉。第二,以服务型政党建设联结基层"党—政—社"组织。第三,通过行政吸纳社会,发挥核心单位的社会权威。第四,在财政支持和科层压力的基础上,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以上行动在增强基层政府调适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治理凸显行政化特点,带来治理成本高、治理方式粗放、治理结构单一等问题。破解行政化治理需要对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尤其是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方式。同时,以责任清单的方式规范上下级间、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关系,培育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服务能力。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鼎新行政审批制度

正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央的重要部署,这对创新行政审批服务体制、营造良好政务环境、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率的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我省"放、管、服"改革成绩斐然,总体上走在全国前列,但也存在改革协同性、事中事后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为了促进我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将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项监督列为2016年重点监督工作。三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政府     

公安交通管理改革与发展的思路

如何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如何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是公安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改革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第二,要真正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些为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指     

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国从上自下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全力推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行政效能理所当然是区县实实在在、义不容辞的工作,任务艰巨、意义重大。结合基层实际,就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作几点思考。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义(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实践,我     

北京市党建引领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情况的调查

正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为深入总结这一经验做法,更好指导面上工作,我们多次到北京市调研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以下简称"吹哨报到"改革)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从“草根行政”的弊端谈农村基层行政体制的创新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农村存在的“三乱”问题,必须革除“草根行政”的弊端,改革我国农村基层行政体制。一、“草根行政”的主要弊端“草根”,英文是grassroots。用“草根”一词来指中国农村行政基层,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农村的“基层”,与农民面对面的打交道,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的确是像草的根一样重要,是我国行政体制大厦的基石。我们这里的“草根”,不仅包括各乡镇行政政权,同时也包括村级行政政权。“草根行政”最明显的特点是直接性,即直接与中国农民打交道,传递党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直接接受农民的意见与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