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探求

民间融资蓬勃发展,但易落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文义射程。法益具有构成要件解释机能,理论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论述莫衷一是,本罪的立法沿革决定了其固守金融监管秩序,但这已成为本罪解释、运用的"绊脚石"。揭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真实"面纱",可以看到,其法益为金融交易秩序。     

惠民“集资事件”调查

以国务院一纸红头文件为起点，“非法集资”在中国从此进入法制视野。199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明确规定，“非法集资”属于刑事制裁范围，随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被纳入1997年刑法。然而，12年过去了，何为“存款”，何为“公众”，依然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说法”。法律上的陈旧与滞时，形成了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非法集资”与正常的民间借贷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社会公众的质问，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多年来一直处于法律界争论的漩涡中。更为严重的是，出于对“非法集资”的“见仁见智”，司法混乱也开始抬头。事实上，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以“民间借贷”形式进行的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早已司空见惯。根据2006年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9500亿元，占到GDP的6.96％左右，接近银行贷款的6％。这些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游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尽早给“非法集资”从法律上画个框框，司法部门之间的尴尬仍将延续下去，中小企业主频频触叠“非法集资”事件也一定会愈演愈烈!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试析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当前,在民间融资合法化的趋势之下,合理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行为和合法民间借贷的行为迫在眉睫。打击犯罪行为,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发展空间,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是《刑法》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试通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进行分解,从资金的用途、所造成损害结果的程度以及是否需要政府批准三个方面对两者界限的划分提出建议。     

“存款”岂能“非法吸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或者变相吸收公众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这是《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具体规定。笔者在办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过程中认为该条在罪状表述、罪名概括上均不严谨、不科学。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范围研究

随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日益增多,其对象范围在理论和司法上出现了很多认识上的分歧,尤其是对于吸收对象公众"不特定性"的内涵、单位职工和亲友的范围、"存款"的刑法学解释等存在诸多争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动因、立法过程是对象范围现实争议的基础,因此,从立法中"不特定性"的表现、免责条款的解读、"亲友"范围的明确化、"存款"的性质等多方面入手,可以深化理论,从而指导实践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象范围的认识。     

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的《非法集资解释》在非法集资的罪名确定和行为界定两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将非法集资行为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模糊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对集资人更多地提出主体要求而非行为要求,不利于民间金融的发展,应当增加"非法直接融资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起分别规制目的不同的集资行为。对非法集资行为的本质特征"社会性"仅用"不特定对象"来界定,使非法集资者有机可趁,会阻碍民间融资的发展,应当从投资者的投资经验、获取信息的能力及资金规模三方面界定"社会性"要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初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社会注意市场经济的安全运行、直接侵害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前．在我国刑法中，对于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没有明确的阐述以及相关的法律解释．这为司法部门的实践活动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为此．文章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认定、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以推动法制观念的更新和司法工作的完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比较研究

本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法律特征、界定方法及有关司法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其目的为引起刑事司法部门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有所注意。     

法经济学视域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罚适用探析

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非法集资乱象,《刑法修正案(十一)》提升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以提高该罪的刑罚严厉程度来遏制非法集资犯罪。然而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决情况可知,法官对该罪法定刑提升的反应并不敏感,对于该罪的监禁刑与罚金刑的量刑仍秉持轻缓的态度,在共同犯罪中对主犯和从犯的量刑轻重界限不甚分明。     

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和数额达到较大是构成该罪的必备条件 ;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其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 ,必须准确区分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集资诈骗罪与集资借贷纠纷、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金融传销犯罪独立成罪初探

金融传销犯罪的迅猛蔓延已严重危害我国金融环境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在司法实践中,打击金融传销犯罪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造成各地公、检、法等部门对金融传销犯罪的案件定性、法律适用、证据规格等意见难以统一,常归于普通传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下,造成定性不准确、责刑不一致、打击不力等司法困难。金融传销犯罪独立成罪应成为立法的重点之一,从罪名、情节、刑期等全方位进行法律规制,以使这类严重刑事犯罪不再游离于刑法体系之外。     

论侵占罪的构成及认定

侵占罪的构成必须具备四个要件 ,即犯罪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 ;犯罪主体为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具有法定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方面是故意的 ,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侵占罪的犯罪对象较为复杂 ,即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藏物     

渎职犯罪主体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在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办过程中,经常面临犯罪主体身份的确认问题。本文不期待从纷繁复杂的法学理论上进行探讨、论证和演绎,只期望能以现行刑法、司法解释、批复、答复出发,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提出如何遵照立法精神运用司法解释来对此问题予以处理,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对渎职犯罪法律主体认定上的困难。     

同案不同判现象研究

长期以来,"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各个领域,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司法权的统一适用,而且给我国司法公平公正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现象具有我国成文法法律体系结构、裁判主体的主观方面和"同质化"程度以及司法程序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等方面的形成原因。为了抑制该现象的发生,我国既要做到进一步细化立法技术、加大案件审判过程的公开力度,又要加强裁判主体的"同质化"和"去行政化"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落实案例指导制度和全面推进量刑建议制度的建设。     

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明确概念角度分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一个新类型的罪名,虽然刑法增设近5年的时间,但由于罪名相对陌生,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和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仅以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为切入点进行展开分析,以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立案追诉标准,从而加深实践中司法人员的感性认识。     

谈证券市场中基金“老鼠仓”行为及法律认定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基金＂老鼠仓＂现象,激化了投资者对相关利益链条和监管部门的不满和矛盾,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对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危害。文章从＂老鼠仓＂的技术特征、形成原因、主要行为方式及在法律认定中的问题和完善相关立法对于打击＂老鼠仓＂犯罪的现实意义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剖析,以期推动司法机关打击该类犯罪观念的更新和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公法领域无契约

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又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法律行为制度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法理学中有某种过度扩展法律行为概念含义的趋向。这不仅与民法学中法律行为本来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也有悖于英美法理学者的本意。法律行为是私法中独有的概念,只有私法中才有意思自治,才需要通过法律行为来表达。公法中,如行政法与刑法,根本不存在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余地,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法律行为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