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影响及对策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法律框架。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不仅受两岸刑事程序法影响,而且受两岸刑事实体法影响。两岸刑事实体法律差异下的罪名差异、同质异罪、同罪异罚等问题已带来司法互助中的管辖争议、合作懈怠、法公平性的损害等负面作用,并有形成两岸＂犯罪洼地＂之趋势。应经由＂合作范围...     

信息化侦查模式下发现传销犯罪案件线索的途径

发现线索是打击犯罪的重要前提条件。打击传销犯罪要以"主动经营、先发制敌"为指导思想,通过各项日常工作,广辟线索来源,寻找发现传销案件线索。打击传销是执法手段,防止参与传销才是根本目的。要真正打击传销犯罪、杜绝传销行为,就必须加强对传销案件线索的发现工作,将传销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     

传销犯罪现状及公安机关打击防控对策

传销号称经济邪教,为我国法律严令禁止。当前传销犯罪比较猖獗,并且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各地公安机关在打击传销犯罪过程中,总结出一些有效做法,但也存在很多不足。打击传销犯罪应领导重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打早打小,用足法律,加强宣传教育和各部门间的交流协作。     

违法发放贷款罪实务问题浅析

近年来,违法发放贷款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如何准确打击违法发放贷款犯罪是司法机关亟需解决的课题。认定是否构成本罪,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几个实务问题:《贷款通则》等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本罪直接援引的"法律规定",但可以作为认定依据;通过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等形式发放贷款在符合本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亦可能构成本罪。     

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对打击传销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如何理解和界定本罪的主体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试结合具体案例就如何理解“组织”的含义、界定本罪的主体范围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呼吁尽快明确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     

关于玩忽职守罪几个问题的思考——以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为中心

玩忽职守犯罪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 ,打击、预防玩忽职守犯罪意义重大。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如何确定 ?怎样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责任及其责任之大小 ?如何预防玩忽职守犯罪等都值得我们研究。从司法实践上看 ,影响巨大的洛阳东都商厦大火案的判决本身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网络传销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具有涉众广泛、传播迅速、高度智能和高度隐蔽等特点,相比于传统传销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更大,侦办难度也更大。目前,在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方面,传统的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介入过于被动、侦查协作机制不全、侦查取证手段落后和侦查公开把握不好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网络传销犯罪,须...     

理念转变与规则调整:涉毒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刑法应对

互联网的虚拟性、便捷性和大数据时代的即时聚集效应,使网络社会中的涉毒犯罪活动呈现出犯罪数量不断激增、犯罪人数急速增长、犯罪年龄呈低龄化、犯罪破坏性急剧扩张等特征。目前,学界对互联网吸贩毒"聊天平台"的定性存在辩争,因而极有必要扩大解释容留他人吸毒罪,以约束网络涉毒组织行为。此外,共犯中的组织犯和帮助犯在互联网中出现了异化,相较于传统犯罪主犯,组织犯作用在递减,较之传统犯罪从犯,帮助犯作用在递增,因而必须从严打击互联网涉毒犯罪的帮助犯,并对借助互联网实施涉毒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针对互联网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缺漏,需要增设组织吸毒罪、传播毒品信息罪,强化对毒品犯罪源头和消费行为的打击。     

网络传销犯罪特征及侦破难点剖析

网络传销犯罪比传统意义上的传销犯罪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破坏力更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这种新型犯罪改变了以往传销犯罪"偷偷摸摸"的面目,而是建立公开网站,打着高科技、新政策等旗号诱骗公众加入,更具隐蔽性与迷惑性。当前,公安部门在打击网络传销犯罪上还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突破与解决。     

论贷款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涌现出许多金融业务犯罪活动。贷款诈骗罪是一种在实践中发案较多、破坏性极强、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一种金融诈骗犯罪,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金融秩序。但是由于立法上的原因以及刑事司法中的不同认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贷款诈骗罪的理解仍存有不少争议。文章对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司法认定问题进行了初步探析,以期服务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论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威及认定

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大要件：一、犯罪客体是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秘权；二、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行为；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四、主观方面是故意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还应严格把握罪与非罪以及与他罪的界限。     

论外逃赃款追缴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贪污腐败犯罪是全球的公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贪官携款外逃已成为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当前跨国犯罪的突出问题。为惩治跨国腐败犯罪,国际社会加强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订正是这一国际合作的法律体现。作为缔约国,中国应以《公约》为标准,对相关刑事法律进行修改与完善,以适应有效惩治腐败犯罪和追缴外逃赃款的现实需要以及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条约法义务要求。     

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明确概念角度分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一个新类型的罪名,虽然刑法增设近5年的时间,但由于罪名相对陌生,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和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仅以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为切入点进行展开分析,以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立案追诉标准,从而加深实践中司法人员的感性认识。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中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现有的调整和规制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犯罪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被暴露存在诸多问题,如证据标准问题、犯罪既遂与未遂问题、罪数形态不明等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打击和预防新形势下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给公安司法机关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同时也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违背。必须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及刑事法律规定,综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功能的要求,对相关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追诉时效起算点研究

犯罪追诉时效的计算有＂犯罪发生之日＂的形式起算点与＂犯罪构成要件满足之日＂的实质起算点之分,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追诉时效起算点,一般以犯罪行为终了之时为准,但当犯罪结果延时发生时,以犯罪结果发生之时为准。本文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对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具体类型立案标准的划分,逐一分析了该罪不同情形下追诉时效起算点的计算标准。     

安徽省社会治安状况及其防控对策——以2005-2011年安徽省违法犯罪情况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安状况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反映;犯罪与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搞好社会治安,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近十年来,安徽省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数量总体上有所上升,但基本可控,这是伴随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强化社会治安管理,应在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加大管理经费投入,健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充分整合民力资源,逐步完善社会防控体系。     

传销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与国外营销理论中的"传销"不同,我国现在所界定的"传销"是区别于"直销"的一种违法犯罪活动。笔者认为,应当对二者进行正确的区分,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对于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对市场经济活动有益的模式应当保留并加以适当的保护。鉴于传销行为罪与非罪的不同特质,目前我国应当更加完善地从立法的高度对涉嫌犯罪的传销行为进行约束和打击,从而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金融犯罪的共同犯罪数额应根据主犯与从犯分别认定,金融犯罪的共犯身份应根据必要身份和任意身份的不同性质分别认定,金融犯罪主观方面的“明知”和目的应根据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