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姓“社”不姓“资”──学习邓小平原著的一点体会

有人写文章说：“三个有利于”“既没有公与私的标准，也没有姓‘社’姓‘资’的标准”。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都可以干，管它姓“社”姓“资”。一段时期，这种观点相当流行。于是就有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之类说法。对这种观点和说法，开始我也有同感。可是认真读一下邓小平同志的原著，就觉得不对了，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姓“社”而不姓“资”；是要有利于社会主义…     

正确认识和把握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重要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认真学习和正确把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对于促进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试验,用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客     

姓“社”?姓“资”?姓“封”?

自从十年前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起,姓“社”还是姓“资”就成了热门话题。十年来,差不多每有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一桩新事物涌现,或者理论上提出一个新观点,人们总要姓“社”姓“资”地改论一番。说来也怪,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对     

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

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周仁近年来，不断有人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把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称作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说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破除姓‘社’姓‘资’”。在他们笔下，小平同志似乎是不问姓“社”姓“资”的，而且是反对问姓“社...     

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认识姓“社”、姓“资”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推动改     

正确理解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标准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标准的提出,消除了顾虑,排除了干扰,解放了思想,端正了方向,使难以说清的问题迎刃而解,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三个有利”标准这一思想武器的作用,必须对它有个正确的理解。     

姓“社”姓“资”问题讨论观点综述

关于改革开放中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论述,围绕这些论述,我国理论界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现将这些认识概述如下:     

以新的视角认识当代的“社”与“资”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由于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共同胜利论”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巨大差距，超越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愈越阶段的“社”，其优越性的发挥不可能在革命刚一胜利就立即呈现出来，而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带有姓“社”姓“资”的性质，但作为二者的具体实现形式，则不可简单冠之以姓“社”姓“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当代的“社”与“资”，就更应从以往冷战时期只讲它们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而应看到二者相通和相同性的一面。     

切实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段谈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思想解放的程度,     

钱并不是姓“资”的

钱是不是姓“资”的? 政治经济学上把钱叫货币,它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连系着生产与消费。钱是为“我”所用的,钱在谁的手里就为谁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所拥有的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这“钱”是剥削的象征,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手里的钱是靠自己劳动创造得来的,这“钱”是劳动致富的光荣标志。这怎能说钱是姓“资”的呢!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的经济政策混乱,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深怕人民群众手里有钱。“四人帮’极力鼓吹谁阶级斗争搞     

邓小平同志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谈话详情

《解放日报》6月22日发表《论在洋人肩膀上的习跃》长扁通讯,披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一段谈话。今年2月10日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上海市领导人吴邦国等陪同下视察了中国与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在净化车间观看次进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工作时,邓小平向身边人员发问:“你说,     

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三条判断标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姓“社”、姓“资”、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准(以下简称“三条标准” )。小平同志这一论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从根本上回答了人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关于姓“社”、姓“资”的疑虑,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     

从“两个凡是”到姓“资”姓“社”——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20周年

从“两个凡是”到姓“资”姓“社”———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２０周年黄铸哲学革命往往是政治变革的先导。恩格斯讲到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和１９世纪的德国革命时说：“正像在１８世纪的法国一样，在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不仅１８世纪的法国唯...     

积极推进股份制模式 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从历史昭示、现实出路、必然选择三个方面阐述了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器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 ;东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器的观点。论证了股份制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而是姓“商” ;既不姓“公”也不姓“私” ,而是姓“联”。同时 ,分析了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比较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和社会主义股份制的异同 ;回答了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等问题。     

论“三项标准”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下总的简称“三项标准”或“三个有利于”,分别则简称“生产力标准”、“国力标准”、“生活标准”)关于“三项标准”的性质,现在有三种理解:一是归结为“性‘资’姓‘社’问题的判断标准”,二是归结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三是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价值标准。     

经济特区“姓”什么——参观深圳经济特区之一得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我们在经济特区内,允许中外合资、客商独资办企业,允许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那么,经济特区到底其姓“社”还是姓“资”呢?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中有一个认识过程。 (一) 有了经济特区“姓”什么的问号以后,我翻阅了列宁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论述,但由于没有吃透精神,总是凭主观推断想问题:一个独资(或与我们合资)经营的资本家,他的眼睛一定是盯住了我们特区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其目的毫无疑问的是追求比国外更高的     

深圳特区带头造社会主义“香港”的若干问题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圳特区应在充分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的前提下,把建造社会主义“香港”作为今后必须突破的重点而提上议事日程。     

新知识·新信息

加快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谈到今后的改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指出:今后要加快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过去不够大胆,主要是有些界限没有划清,特别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要澄清这些问题,一是本来并不姓“社”的,当作社会主义固守,如“大锅饭”、平均主义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大胆地破;二是本来不姓“资”的,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如农村以家庭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办案的根本指导思想

<正> 在深化改革的转轨时期,从事刑事辩护常常遇到一些政策界限不明确、法律规定不具体的案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所产生的问题。对这类案件,往往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根本的判断标准。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在提到判断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时指出:“判断的标推,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     

人类文明起源于奴隶社会吗?

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一章中阐述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开始”。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首先,这一观点混淆了文明与文明时代的区别。该书在论证文明起源于隶奴社会的观点时,其主要根据是恩格斯的“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的论断,认为这一论断“就是说,社会文明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符合恩格斯论断原义的。显而易见,恩格斯说的是“文明时代”,而不是“文明”。文明和文明时代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范畴,而不是同一范畴。文明是一个社会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是表示人类社会对世界改造的进步状态的范畴。从文明的这个定义来看,人类文明不是在奴隶社会才有的,而在原始社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