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促进认同:印尼爪哇华校的实地考察

基于印尼历史、政治与文化沿革的独特性,印尼华裔认同的变化与现状成为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之一.爪哇是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地,观察当地华裔认同变化特别是现状,对于印尼华裔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个体或群体所持有的语言文化习俗作为其认同感的确立与转向的核心基础,其中又以语言为重.因此,对于促进华人自身或族群认同而言,华文教育就显得极为关键.印尼华文教育走过辉煌,遇过挫折,经过断层,当前迎来复苏时期,各种华文教育媒介遍地开花.其中,系统性较强的三语学校,对于印尼华人的文化教育意义较大,对于认同感确立及转向的影响力也较强.     

印尼慈善事业中华人精英角色之探析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的慈善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华人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尼华人精英的慈善活动具有重视教育、投入数额大、社会影响大、超越族群界限和明显的代际变化等特点。影响印尼华人精英慈善事业的因素是多元的,随着印尼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对印尼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华人精英必将在印尼社会慈善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后苏哈托时代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政治——文化认同与种族关系

印尼"9·30事件"后,西加里曼丹的华人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都受到了极大地限制。苏哈托倒台之后,华人开始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华人参与政治。然而,种族文化的认同都带有一种政治意图,既种族文化的认同是种族身份的象征。2000年,华人参加了政治权利的角逐,这引起达雅人和马来人对华人文化认同和政治参与的抵制。在西加里曼丹,"迪达优"(Tidayu)概念的提出是达雅人、马来人、华人三个族群多元文化的统一,更是共存、和谐、积极的象征。     

试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的孔教政策

在苏哈托时代,随着一系列以"全面同化华人"的名义而出台的近乎灭绝华人民族文化政策的实施,孔教丧失了在印尼建国初期所具备的六大合法宗教的地位。1998年"五月暴乱"后,苏哈托下台,历届印尼政府出于安抚华人社会、重塑印尼国际形象的需要,开始重新对待孔教。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等都表示承认孔教的合法地位。而到了2006年,孔教终于被"扶正"。苏西洛总统正式宣布政府承认孔教,宗教部、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也相继承认孔教徒的合法权利,如婚姻登记、课堂教学等。可以说,在"后苏哈托时代",孔教成为了政府稳定华人社会、向华人社会释放善意的工具和媒介。     

印尼华文补习班(校)初探

印尼华文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对非正规的华文补习班（校）的专门研究还没有。本文在追溯印尼补习班（校）的历史基础上,分析了印尼多元文化下的华文补习班（校）的性质特点以及地位作用,认为华文补习班（校）在印尼华文教育的复苏阶段为主力军、＂助推器＂,在发展阶段是印尼多元华文市场的有益补充,起辅助作用。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华人族群文化认同初探——以坤甸和山口洋为例

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各地的华人群体都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其中包括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坤甸和三口洋等华人较密集的地区。华人群体受到政府压制,华人文化特征也被迫在公众场合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华人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印尼政府对外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内则开始逐渐转变对华人的态度,特别是在有关华人族群文化方面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坤甸和山口洋的华人社会也开始重新活跃。通过实证表明,历史的传承以及种种有利于促进华人文化认同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推动,加之坤甸和山口洋华裔自身对华人身份认同感的保持和追求,共同促成了目前坤甸和山口洋华人大部分能够保持华人族群文化认同感。     

往事不堪回首——印度尼西亚之行纪事

苏哈托欠下华人两笔血债 印尼华人估计总人口为1000万。印尼官方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要低一些,华人总数为817万,次于爪哇族和巽他族,位居第三,约占印尼总人口的4％,他们绝大部分加入了印尼籍。许多华人在印尼世代定居,不但采用了印尼人的姓名,而且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     

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的交往和用语选择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语言也多样化。实地调查显示,作为最大族群的马来人和第二大族群的华人实际上并没有太频密和有深度的接触,一般只限于社会的基本来往。尽管语言沟通上没有问题,但是两大族群的关系尚有一段距离。在居住社区,华人多与同族为邻;在职场上,华人也多与同族共事。惟年轻一代的华人与马来人的交往比年长一代的华人稍增,接受非华文教育的华人也比华文教育或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华人有比较多的机会和马来人接触。从交际用语来看,多数华人往往配合马来人的习惯和语言能力而使用马来语与马来人交谈,这是华人文化适应和尊重国情的表现。     

互联网时代澳洲华人的媒介使用与“文化兼融”--基于“第三空间理论”的视角

与传统时代澳洲华人主要依靠华文媒体获取信息相比,互联网时代澳洲华人的媒介使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双语化、新媒体化、多元化等特征,并在总体上形成一种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所说的协商性与混杂性,这对澳洲华人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传统的单向适应(adaptation)转而采取一种更具主动性(adoptive)的“文化兼融”(cultural fusion)策略,即在保持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吸纳澳洲社会语言文化诸要素,在多元文化的澳洲以及中澳之间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