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治过程看乡村关系

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后,乡村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该法将乡镇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定性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现实中的乡村关系并非只是简单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为乡村关系不仅仅是乡镇行政机关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在实行村民自治的前提下,乡镇政府对于行政村的管理既有行政命令的成分,也有行政指导的成分。     

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面向及其实现

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互动,在实践层面中展示出我国农村由乡土社会到开放乡村的景象变迁。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强化了制度层面的调整,对开放乡村的实践经验形成确认与引领。基于开放乡村的社会特征,强化治理的有效性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既定面向;基于乡村治理经验,确保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与宪法安排,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需在村民自治与多元共治的协同中实现。     

乡村"三治"的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成就不仅关系到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为此,必须坚持“三治合一”,以自治为基、以德治为先、以法治为本,找准乡村“三治”的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营造乡村治理良好风气,使乡村治理井然有序。     

现代人、民治与乡村治理——基于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视角

如果说当前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终点是"民治",那么以权利义务观念明晰的"现代人"作为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无疑是乡村治理着眼于长远的谋篇布局。而针对当下管控行政的权威危机与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乏力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只有实现两者的外在平衡,使两者真正内在融合,才能真正发挥自治的作用、改善乡村治理实践,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70年来乡村治理的自治传统及实践动向

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实践,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形式变化,能否有效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施效果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到江泽民《十二大关系论纲》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国内国际环境下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进行了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研究 ,从而看到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实践成效。     

正确处理“十五”的十个关系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并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是指导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勾勒出中国“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导向。正确理解和把握发展导向．关键要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抓机遇与抗风险的关系：转方式与稳增长的关系：促投资与扩消费的关系；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关系：低碳化与高端化的关系：抓创新与强后劲的关系：保民生与促公平的关系：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促改革与保稳定的关系：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社会化"研究

作为国家宏观政策鼓励下的结果,大学生"村官"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中一个独特的群体.身份和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如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角色身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角色社会化"过程.本文以在两个专业网站上收集到的28份大学生"村官"的自述作为研究材料,通过自我身份认同、和农民的心理距离、价值实现度三个向度,来探讨他们在这种强烈反差下的"角色社会化"过程.     

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几点思考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对于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大学生就业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由于“大学生村官”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缺乏经验,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流失严重和出现回炉现象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政策制定不明细,选拔机制、保障机制、培训机制等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就要明确政策制定,完善培训机制、选拔机制和保障机制。     

"政府与社会":"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的一种继替性表达

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将“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翻译并理解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本文在梳理其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概念及其在政治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检审,从而提出“政府与社会”是较“国家与社会”更为准确和严谨的理论表达。     

两岸治理——"两岸关系"思维的检视与突破

两岸＂大三通＂基本实现后,相较两岸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有关两岸政治议题的讨论显得踟蹰不前。笔者认为,这既是两岸的实务困境所致,也与＂两岸关系＂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两岸治理＂或许是一种选择。＂两岸治理＂可以在契合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前提下,在决策上实现两岸公共物品的最优供应,在学术研究中促进两岸学界话语规范的趋近。在现实着力部分,可以在治理知识供给、未来情境规划、战略博弈框架构建、期权市场设计、两岸治理系统动态和代理商激励等方面寻求突破。     

以商业业态改造"城中村"

为尽快改变北京城乡部分地区破旧、脏乱和落后的状况,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2004年9月北京市第61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今后三年时间内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彻底的改造.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与功能拓展

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大学生村官,其角色不仅仅限于＂管理者＂或者＂服务者＂,还是农村社会问题的发现者和研究者、社会资源的动员者和组织者、政策法律的宣传者、农村社会问题的协调者、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络者。与传统的村官相比,大学生村官的功能也有多方面的拓展：从＂访贫问苦＂到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系统、从＂大包大揽＂到发展村民自治、从＂上传下达＂到建立农村社区的发展规划、从＂丰富生活＂到全面提高农村精神文明水平。     

公安高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五个关系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公安高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认识和处理 好公安教育与公安工作的关系,公安高等学历教育与在职干警培训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基 础理论与公安实践的关系,改革创新与强化特色的关系。     

解读"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这一重要判断,是立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的战略思考;是着眼于我国民族关系的生动现实而提出的,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深刻的认识论根源,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属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