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     

新生代犯罪农民工再社会化探索——以广东F监狱为例

农民工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代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出现，他们与农村渐行渐远，却又难以融入城市，且处于城市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本研究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入手，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     

农民工的代言人

在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一些代表“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就是新当选的农民工代表：张明富、吴忠海、刘加林、马本林、唐萧。普通的名字，不普通的身份，在庄严的国徽下、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们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权力。他们的话语，让全省几百万农民工兄弟姐妹在这个少见的严冬里感觉到了一份特别的温暖。     

为“四勤”农民工代表叫好

前不久，笔者与一位农民工身份的人大代表交谈，他一语惊人。“你当农民工代表自豪吗？”“当然自豪!”“你怎样当好一名农民工代表？”“做到‘四勤’。”“哪‘四勤’？”“脑勤、腿勤、手勤、口勤呗!”笔者问，对方答，四周人们啧喷称赞。     

论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

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尴尬境遇的实质是传统与现代“农民”意义的称谓认知性偏差。从宏观的角度,存在影响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固化、体制禁锢、乡土记忆、城市体验。因此．只有把农民工问题视作乡城迁移者如何获得农民工“市民权”的问题．即事实性的城市归属与适融问题．而不是简单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给予某些临时措施性关怀．农民工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职业获得——在天津市TD电子工业区的实证研究

利用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职业获得的相关情况发现：他们在面对大型的现代企业和外企求职时，由于存在公共信息渠道不畅、就业制度壁垒、职业中介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很难从这些正式支持网中获得满意的支持；家人的支持“远水”解不了“近渴”，亲友同质性过高，效用递减，故非正式支持网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因此，他们必须从自己新构建的社会网络中获得求职上的帮助。     

朱雪芹:农民工,我为他们代简

首批三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朱雪芹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上的“硕果仅存”，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另外两位农民工代表，广东团的胡晓燕后来成为公务员，重庆团的康厚明成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只有朱雪芹仍以农民工身份当选。现在，朱雪芹没有了五年前的忐忑与不安，多了一份自信和稳重。     

应赋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公平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执政者近期提出的一个群体身份概念。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采用了这一提法，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捉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窘境及其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中的新兴群体,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这些势必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着重思考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如改变城乡二元制结构、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加强人文关怀等等,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借鉴.     

基于社会资本论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我国城乡二元壁垒的松动及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据守农村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纷纷走出土地、步入城市、实现自身职业的转换,成了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但是,由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域障碍的存在,他们身于城市经济制度有限接纳与社会制度排斥的夹缝中,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亦工亦农”群体,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虽然实现了职业的改变,但却没有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转型中国由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而面临的重大课题。     

委员语录

“农民工需要哪些待遇、文化与权利，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然而，我们却鲜能看到农民工们发言的身影。”     

从走出去到留下来——农民工诉求的新变化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进入城市,获得了新的身份"农民工"。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自身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工进城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开始思考"发展"的问题。留在城市,获得市民身份,是农民工的新追求。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以“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形式转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中那些被雇去从事非农业劳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被标为“农民工”。勿庸置疑，农民工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得到与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所相应的回报和尊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却往往受到侵犯或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但是，他们仍会因时因势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理念采取维权行动。     

“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农民工为主要分析对象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他们在总体上仍处于“不体面”或“欠体面”的劳动状态中。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体现了让每个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价值目标，它既是尊重和保护劳动者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正对待劳动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性条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型的必然要求。同时，农民工群体的新变化使得“实现体面劳动”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教育农民工”：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城市融入状况调查

对广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城市融入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这群青年教师无论在生活、就业还是身份认同上都与“农民工”无异。他们在户籍、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工作任务重、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教师职业权威被削弱，本文称之为“教育农民工”。调查还发现，现行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是导致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可从保障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劳动权利、社会权利、发展权利三方面入手改善其生存状况，促进其城市融入。     

三位农民工代表两会首次问政

3位农民工代表的亮相，成为2008年全国两会的一大亮点。“当初只想打工挣点钱，从来没想到，自己有～天会以全国农民工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胡小燕身穿职业装，直发垂肩、面着淡妆。     

关于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的思考

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2003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作出重要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农民工与产业工人的身份开始有着密切的联系。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在作关于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说明时指出：“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顺延至2008年初，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成功选举四川籍打工妹胡小燕为全国人大代表，由此全国人大代表中的首个农民工代表产生。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过程表明：农民工问题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农民工的政治利益诉求已经引起高度的重视，同时也预示着人大代表的结构将会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市民化倾向尤为明显。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的偏见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市民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他们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过渡。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长钦：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

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有些人因为一时还不能改变原有的生活、情感习惯和人际关系，缺少与亲朋的感情沟通、友情交流，社会为他们服务方面也存在缺陷，造成农民工队伍的不稳定，尤其在逢年过节时常出现“返乡潮”、“用工荒”。为稳定进城务工人员队伍，建议政府制定相应政策，进一步改善对进城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融合态势分析——基于对武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关系的滚动调查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群际融合度在逐年提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市民角色期望度和身份认同度的提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肯定态度的提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缩小、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满意度的提高等。但在群际融合道路上依然存在着不少障碍因素。本文着重分析了其中的认知障碍因素并指出，我们仍需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群际融合。这些措施包括：重新分类使“农民工”成为历史名词；加强农民工的市民角色学习使之完成角色转换；提高市民道德素质促进群际融合；打造群际接触平台，提高群际接触的频度和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