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创造: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新视角——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

公共价值创造是政府的关键目标之一,但鲜有研究关注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解读数字政府治理.以公共价值创造和数字政府治理理论为基础,基于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重新审视数字政府治理的构成维度,包括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并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关键目标的数字政府治理理论框架,为分析数字政...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智慧政务服务的过程性整合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来,政府部门采取“重组”策略进行智慧政务服务的业务再造,其本质是科层制度占据主导的技术辅助与内部协同,显露出政务服务的服务需求侧低弱位、数字技术工具化、持续互动效果不明显,眼光“向上看”的管理者服务逻辑等短视化弊端,忽视了人的服务需求,亦导致政务服务改革缺乏强有力的全局统筹性,处于分散化状态。过程整体性思维导向下的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突破了“业务驱动”的服务范式,具有凸显公共价值理念、治理面向多维性、服务过程灵活性等特征,体现了对数字政府转型中的积极变革与数字治理思维升级,在复杂治理情境中更为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发展导向。因此,在未来的政务服务深化改革中需要注重过程整体性,基于人的需求进行服务设计,发挥整体智治,构建灵活性组织,深化智慧型政务服务改革,为完善数字政府治理形态提供一种可能方案。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叉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敏捷革命并非效率革命,而是治理数字化转型阶段政府治理能级升维。敏捷治理以在敏捷性中捍卫可治理性为使命。依据可治理性寻求之进路（制度或技术）与机理（确定性或灵活性）,可将敏捷治理实践划分为“制度创新-确定性寻求型”“制度创新-灵活性寻求型”“技术赋能-确定性寻求型”以及“技术赋能-灵活性寻求型”等四种类型。基于交叉案例研究发现,作为系统工程,公共管理敏捷革命是全要素、全周期、全方位敏捷的产物,强调以贯通政府敏捷与社会敏捷为方法。理想形态的城市敏捷治理体系构建需以平台化运作为基础,有机黏合并支撑起“想要敏捷”“能够敏捷”以及“必须敏捷”等完备要素体系,并以控制论为指导,将有效的反馈控制循环植入其中,确保城市治理体系以灵活迭代的方式保持持续敏捷。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趋于整体性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协同研究——以文化共享工程为考察对象

中国文化共享工程因其多点覆盖的布局特征,具有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和传播优秀文化信息等优势,对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协同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当前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探究了趋于整体性治理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协同的"五位一体"新模式,即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应从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技工队伍、资金投入和传输渠道方面着力,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协同供给。     

公共人：公共行政人性范式的重构

公共人是现代公共管理基本的人性预设。公共人所以与政治人、经济人相区别,因为他有着特定的内容。公共精神、公共权力、公共责任构成了公共人的基本伦理意蕴。公共精神是公共人从事公共活动的精神气质,公共权力是公共行政活动中的权力理性,公共责任是公共人通过公共活动对公众的伦理承诺。     

公共教育管理体制探析

随着公共教育的发展,出现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公共教育管理主体,市场机制和企业、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等多样性运行方式也出现在公共教育管理中,教育行政体制面临挑战,因此,发展公共教育管理体制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从公共教育管理的责任、教育价值实现及教育目的达成及其公共教育利益主体的特点来看,增进、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是发展公共教育管理体制的价值取向,公共教育管理主体的认定及其公共教育管理方式的选择等都应体现这一理念。     

论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论公共管理方法及其发展趋势

在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中,采用科学的公共管理方法,是顺利实现公共管理目标,提高公共管理绩效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了解公共管理方法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公共管理实践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管理方法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对公共管理方法本身的发展还是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前进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好易通筑起中国无线通信领域的“安全门”

近日，国内前台TETRA数字集群对讲机PT-790在好易通面世，从此筑起了中国无线通信领域的“安全门”。数字集群主要为国家强力部门、重要公共机构提供通信保障。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公共价值与正义浅析

价值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价值主体（人）是价值的核心和归宿,价值的生成过程是价值主体、价值客体、社会交互作用的过程。公共价值一方面意指＂公共性＂,即公有性、共创性、共享性、共同性等属性,指向公共事物、公共行为、公共生活领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公共价值的＂公共性＂是基于主体内在尺度的共同性,指向公正与公平。正义是公共价值的实质和核心,人本身是其终极归旨,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在公共价值的生成和实现中追求正义。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数字权利论：理论阐释与体系建构

数字权利在本质上是一套独立的新兴权利,具有新的赋权方式、权利结构与运作逻辑,而不是“数字内容的传统权利”。从内涵来看,数字权利最终保护的是个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决定利益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自由”;从外延来看,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数据/信息权利、算法权利等概念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在数字社会,数字权利能够细化为“消极数字权利”“积极数字权利”“工具性数字权利”三种形态,三者分别塑造了权利概念层面的选择功能、权利话语层面的保护功能、权利制度层面的规范功能。在体系构造上,可建构数字生存权、数字人格权、算法正当程序权、数据财产权四元并存的权利架构体系,实现数字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     

论公共企业的公共责任

公共企业公共责任既是一种对公众的义务,也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行为。公共企业公共责任的履行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确保公共企业履行其自身的公共责任,必须正确处理好受托公权与公共责任、公共企业盈利最大化与公共责任、政府监管与公共企业自律之间的关系。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系、战略与方法——评瑞尼的《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

瑞尼的《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是西方公共组织理论领域的一本经典性名著,该书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战略战术的选择、研究方法的运用等内容上具有独特的创新之处,对于我国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以及公共组织变革的实践尤其是政府改革模式、战略、工具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