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的法律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收集、审查、判断、运用证据的过程。刑事诉讼的每一环节同证据均有密切联系。“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证据。”[1]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难以保证证人证言作用的充分发挥，证人远未完成法律所赋予的重要使命，造成司法实践的困难，出现诸多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现象，严重制约刑事案件的及时、准确审判。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发挥证人应有作用，已成为当务之急。二、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的主要缺陷(一)证人资格界定模糊，造成司法实践困惑刑事诉讼法第48…     

刑事诉讼未决羁押制度比较研究——中、日之比较

现代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非常强调人权保障、司法审查以及若干制度的完备,我国由于受刑事诉讼职权主义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是有缺失的,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上由于广采诸国之立法精华,有着较为完备之规定,这对我国正在进行之刑事司法改革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救济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它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展,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朗。依据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由法院对刑事追诉机关的活动加以审查,对公民实施的各项强制措施,只有通过法院的审查认定其合法正当之后才能做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严重缺失,亟需通过改革加以确立。     

欧洲中世纪刑事司法改革对刑讯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的刑事司法改革发端于宗教大审查,在宗教裁判中逐步形成了纠问式诉讼和法定证据制度,这种刑事诉讼模式以其高效逐步代替神判,并为世俗政权所接受。然而,这次刑事司法改革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刑讯,而这个副产品正是纠问式诉讼和法定证据制度的产物,欧洲中世纪的刑事司法改革与刑讯在欧洲的肆虐存在紧密的联系。     

从“文强案”看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管辖异议制度

在刑事立法传统和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存在审判管辖异议制度的盲区。然而,文强案、李庄案的审判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并不缺乏审判管辖异议制度成长的土壤,亟需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确立,应合理地界定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体、方式、期间、裁决、后果等方面的问题,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具有既保护报告人的人权、又确保刑事诉讼的正确实施。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认罪认罚从宽背景

以认罪认罚试点H市Z区检察院办理的近三年刑事和解案件为样本考察发现,尽管刑事和解已入法多年,但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仍存在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不完善,适用范围受限,赔偿标准不统一,和解方式单一,和解协议审查不到位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正确适用,应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程序对刑事司法体系的深刻影响,体系化地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造和衔接,做好刑事诉讼修改后的操作指引与配套措施。     

论我国的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论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总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仰赖于国家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对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遵守。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现象较为严重,其原因除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外,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也是重要的原因。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的存在有其正当的哲学根据、宪法根据、逻辑根据及现实基础。我国必须确立以程序性法律后果为主体的刑事程序法律责任基础,以司法审查和程序裁判为责任实现途径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机制。     

辩诉交易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虽然没有设立辩诉交易制度,但在一些刑事法律制度及刑事政策中都蕴含着辩诉交易的精神。司法改革客观上要求强化辩诉交易的运用。在改革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同时,可以分步设立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以促进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有机互动和协调发展,提高刑事诉讼的司法效能。     

完善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刍议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由于缺乏立法的规范,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导致刑事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减弱。笔者以与鉴定有关的刑事诉讼程序为立足点,在对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缺陷等问题作初步探讨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一些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