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权理论探析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构建了一个以法权人格为核心的现代法权理论系统：以自由自我为支点,以平等独立的法权人格之间自由交往的市民社会为载体,以国家宪政为保证。离开自由自我,个人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普遍性的人格;离开市民社会,独立自由平等法权人格就不会生成;离开现代成熟的国家,个人自由和特殊利益就会与社会文明之普遍性利益和秩序相＂分裂＂,导致市民社会伦理失范,个体之法权利益和人格就不会得以普遍保证。这对我们当今法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会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利益分析

制度是规范人们和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则和习惯。制度产生于协调人类社会的利益关系的需要，是规范社会利益的生产和分配、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利益共享实现机制中的利益整合及其运作方式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而社会成员不能够公平地享有社会共同利益是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方法就是要让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共同利益。利益共享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促进个体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均衡、和谐、有序,将分化了的社会利益朝着与社会共同利益一致的方向进行整合。以利益共享为目标的利益整合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机械式的社会整合方式,它具有和谐性、综合性、灵活性的特征。利益共享实现机制中利益整合的运作方式主要包括整合多元社会价值、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无论哪一种整合利益的方式,归根结底,都是要整合民意,将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要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需求,又不能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从而使利益主体公平享有社会共同利益。     

电子政务的逻辑起点——公共利益分析

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角度,公共利益具有不可或缺性,被公认为是维护人类延续和发展的必要。社会公共利益是相对于个体利益而言的,所体现的是整个社会总体利益。公共利益可以看作是政府产生和行为的基本动因和基本方向。电子政务则是政府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而在信息社会中的一种理性选择,是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合理应用。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范畴以现代意义,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两者关系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为其产生创造条件,国家高于且依赖于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既分离又统一;实现个体的自由成为二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

黑格尔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政治哲学范畴以现代意义,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分.在两者关系上,市民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并为其产生创造条件,国家高于且依赖于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中既分离又统一;实现个体的自由成为二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从社会困境引发对环境保护的思考

当今社会工业化进程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从局部污染逐渐向地理分散式扩展,呈现出全球生态和环境状况整体恶化的趋势。文章先从社会困境的角度解释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冲突的部分结果。个体为追求短期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轻视生态和环境的承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抛弃了集体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环境危机。以往研究大多数主张从管理和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然而这是一个庞杂和长期实践的过程。文章从个人理性心理层面,提出避免＂公用地困境＂式的消耗和＂囚徒困境＂式的供给,要积极培养个体的责任意识和环境依恋情感。负责任使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表达更多的环境自我呈现关注和自我行为控制,而环境依恋能够让人产生更多的环境关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由此促进人们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行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家庭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黑格尔实体性的家庭理论认为,家庭关系是人的最初社会关系,家庭作为一种伦理实体和基本制度,是现代社会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家庭的现实意义,是通过家庭的自我否定而实现的,它是以有理性的个体的养成和维护为目的、为核心。     

关于人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思考

“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具有民主法治特征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个体来说，需要解决一对矛盾，强化两个能，确立三个理念。     

经济正义：伦理——经济的人文整合

经济正义在当今时代的凸现,体现了人类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认真反思基础上提出的重要价值目标。它既肯定了经济发展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又彰显了伦理＂价值原则＂规约和范导＂效益原则＂的能动性,在以人为本、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协调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效益原则与价值原则之间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构建了伦理—经济的有机互动模式。以经济正义作为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伦理—经济的人文整合,而且其更重要的价值深刻蕴涵在人类如何实现＂好＂的生活的价值追求中。     

关于中国主体缺失的思考：以西方文化为镜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缺乏主体性背景。这种缺失导致了近现代中国在吸收西方理性、自由、平等等文化理念方面的困难,滞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反,西方文化内涵了理性（逻各斯）和自由（努斯）的因子,为其主体性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中国要确立现代的主体性,将主体从诗意直觉、伦理及自然中复活,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内蕴。     

国有企业经营权探析

国有企业经营权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重要内容,本文在引出国有企业经营权问题的前提下,论述了经营权的概念、经济内涵及国有企业经营权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国有企业经营权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合理选择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企业经营权组织形式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市场化取向的国企改革必然消除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所有权单一化所造成的诸多弊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对分离,最终彻底完成由传统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警察的现代性:概念、发轫及特征

现代性被看做是动态的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属性及结果。警察的现代性则是在现代警察制度发轫、成型及其特征日渐清晰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 ,警察的现代性是警察制度现代化的结果。警察现代性特征包括警察职能的独立化、警察组织的系统化、警察职权的法治化、警察职业的专业化和警察装备的专门化等。     

法经济学视角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因和意义

举证责任倒置是在程序法中对"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衡平,是一种给予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当事人的特殊法律救济方法.其实体法基础是在这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民法上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特殊规定,而其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却是由于行为人在行为中的注意成本合理与否所导致的.本文以初步的经济分析方法探究注意成本与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结果对程序法上举证责任倒置的影响,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根源,旨在提出对特殊侵权行为案件中受损害的当事人的原则性法律救济方法.     

日本能源法律制度探析

日本已形成了由能源政策基本法立法为指导、各能源专门立法为中心内容、相关部门法实施令等为补充的能源法律体系。根据这一能源立法体系，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法律制度，具体包括能源管理制度、能源战略与规划制度、能源储备制度、能源开发制度、能源节约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和谐的一般历程与现存制度缺陷

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和谐既是社会主义市场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产业结构高度化,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现存制度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配套的具体制度安排的缺失以及对“三农”进行保护和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率的机制的缺乏。探求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原则而且与现代产权制度相兼容的新型所有制,是解决当前矛盾的可行路径。     

论动产用益物权的法制完善--从《物权法》第117条说起

在我国,动产能否设置用益物权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议题。这主要因为我国物权体系学习大陆法系,而东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动产用益物权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态度,东亚国家普遍不予设置。这也是我国持废弃观点学者的一大理由。我国2007年《物权法》第117条承认了动产的客体地位,但并未确立完善的动产用益物权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物利用需求的深化,市场主体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动产用益物权的原理来解决资源紧缺和交易安全的问题。确立完善的动产用益物权制度的条件日渐成熟。     

论宽容与现代民主的价值关联

现代宽容观念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宽容思想家反对异端迫害,为宗教宽容和良心自由所作的辩护.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宽容的政治原则致力于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定政治强制的界限,为个人在信仰、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的自主选择辩护,它所包含的理性有限论、多元论、个人权利观等自由主义价值融入现代民主理念和制度设计,丰富了民主的价值内涵.     

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侵权及其救济

现行制度框架下,由于缺乏村委会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导致村民选举权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此外,对行政侵权行为处罚不力,也成为当下乡镇机关频繁侵犯村民选举权的制度性因素。因此,健全村民选举权的宪法、诉讼和行政救济体系,成为控制村委会选举中行政侵权和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