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问政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通过对苏州市网络问政中政府与公众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了目前网络问政在公众参与渠道、公众参与意识、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政府回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文化、环境、制度和效果等方面剖析了产生上述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构建网络问政公众参与机制的相应对策。     

网络问政与协商民主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从中央到地方,互联网上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参与活动方兴未艾.最近,随着网络问政的兴起,政府与公众有了更直接的互动平台.本文对近年网络问政在各地的最新实践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探讨了网络问政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对网络问政常态化制度化的思考

网络问政是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型执政方式。网络问政是信息双向流动的过程,官员既问政于民,民众也求答于官,通过官员与网民的对话,实现政民互动,构建和谐。在正视"网络问政"的不足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进程,将有助于执政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网民对网络问政的认同分析与对策——基于广东省惠州市网民问卷调查的分析

为了解新形势下"网络问政"的社会影响力、认同度,以及不同人群对于网络问政的看法与意见,从而找到促使"网络问政"工作链条连贯、持续、有效的方法和机制,本文就广东省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运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研究发现,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网络伪民意冲击民意真实性、党政官员问政能力不足、数字鸿沟的存在对网络问政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造成不良影响等三个方面;并为此提出了对策建议:政府应在提高自身网络执政能力的同时,建立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和相关法律体系,加大互联网的普及率,提高公民信息技术的运用水平,进而消除数字鸿沟,多种措施并举,使网络问政制度化和常态化。     

加强“电视问政”平台建设的若干思考

发端于武汉市的"电视问政"已推广至全国多地。通过"官、民、学、媒"等多角色在电视演播厅内面对面问政互动,较好地推动了曝光问题的解决,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电视问政"正在成为地方党委政府搭建的地方治理新平台,但要进一步强化和深化"电视问政"的社会效用,必须认真厘清节目的属性、参与者角色定位、问政技巧方式,深究问题形成与破解机制等理念与实践问题。     

论网络问政的兴起及其理性限度

互联网从虚拟世界走进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化身"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各种意见和诉求,开启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网络问政"时代.青年组成了互联网的主力军,与政府官员共同构成了网络问政的重要主体.网络问政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也必须理性客观对待,警惕网络问政流于形式、疏于责任以及青年网络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的审视与分析

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与目标诉求的价值维度来审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总体而言存在着建设理念偏差、缺少整体规划、形式主义突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须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以加强公共服务和民主建设为基本诉求,以科学规划和加强立法为手段,大力推进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提升其专业化运营管理能力,整合和提升网络问政平台公共服务功能,强化网络问政平台健康发展的人才智力支撑,积极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     

公共能量场视阈下话语民主实现研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

电视问政为公众提供了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监督平台,其提高了监督和问责政府行为的互动性、及时性与针对性。电视问政可以被看作为小型公共能量场,武汉市电视问政是这个能量场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武汉市电视问政,看到了话语民主取得的成效,同时也发现了话语民主实现存在的障碍。因此,应以语言为媒介、以商谈为原则、以个体自由平等为条件、以公共领域为实现场所,不断强化民主参与措施,促进公众话语民主实现,进而从理论层面指导武汉市电视问政实践的不断完善。     

网络问政的意涵、形式与特征

网络问政是网络参与型、互动型的政府信息化阶段的突出标志，是电子治理模式的一种体现。中国的网络问政可分为领导或者官员推动的姿态型网络问政、利用网络交流平台的引导型网络问政以及由于舆论或者网络性事件导致的压力型网络问政三类，其中，领导型的网络问政受制于个人的认识，缺少制度化的安排，因此作用有限；引导型的问政是制度化的安排，...     

“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涌现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的革新,但技术的升级未必意味着政府回应性的真实提升。已有研究揭示了网络问政中存在政府回应的"选择性"与"有条件性"问题,但普遍存在测量方法的间接性和测量内容的简单性局限。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回应质量究竟如何,我们依旧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缺憾,选取K市领导信箱为研究对象,对其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K市政府回应与公众所提问题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回应时效、回应内容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整体质量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透露出的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专断性、官僚式与形式化的治理思维惯性。探索合作治理型的回应模式,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为之提供标准化、规范性的实践依据,是改进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性的应有之义。     

地方债即将进入还款高峰时期

正必须把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防范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政治责任交代给地方政府,因债务问题被告一票否决,并列入官员政绩档案,影响选拔任用。地方债,即有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换言之,就是地方政府向公众之间的一种资金借贷。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公共基础建设的需要,地方债务额迅速膨     

微博问政对地方官员执政能力的影响及应对

微博问政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地方官员如何应对这一变化,直接关系着地方发展乃至国家兴衰、民族发展和社会稳定。通过分析微博问政对地方官员执政能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地方官员提升执政能力的途径。     

论微博问政的规制及导引

网络传媒时代,微博问政作为网络问政的延展,成了公众参与和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新形式。它以灵活、快捷、发散性和互动性强的特点,推动了公众参政、议政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创新。但微博问政面临着一些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规范化和保护微博问政不仅是民主政治的诉求和考量,也是构建良治政府、实现控制公权力的有效路径。     

愿网络民主穿越冬天的藩篱

2009年，网络问政在中国掀起热潮。从个别官员向网民拜年到各地官员与网民沟通、问政，及至邀请网民“一起当市长”，网络问政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网络问政的生态化考量

网络问政作为政府和公众通网络媒介进行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包含了具有主体性的人和与之对应的环境,具有生态系统的特质。由于当前网络问政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存在主体角色定位不清、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以及网络技术有缺陷等问题,必须对生态主体进行管理并对生态环境进行建设,从而促使网络问政走上生态发展之路。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长山在2014年第6期《法商研究》撰文《网络反腐的"体制外"运行及其风险控制》认为,在当今网络时代,一切公权力的运行都要接受网络公共空间中公众舆论的审视与评判。由于网络已前所未有地将公信、官德推到全民监督之下,把官员装进"玻璃房"中,因此,一方面,政府尤其是官员必须深刻反思应当如何在"广场化"的网络公共领域寻求其决策与施政所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如何在"广场杂言"中接受监督和塑造公信力;另一方面,公众凭借新媒体和网络平台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也需     

地方官员网络直播的类型、问题与优化对策

正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地方官员进行网络直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受此次疫情影响,很多地方领导更是化身"带货主播"推介地方特色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推动地方经济产业复苏。无疑,网络直播不仅拉近了领导干部与公众的距离,更成为地方政府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政务活动创新的重要举措。地方官员网络直播主要有哪些类型?作为一种新事物和新现象,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发挥地方官员网络直播的积极效应?这些都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值得关注和探索的话题。     

引领网络问政 推动微柔变革北大核心

在网络问政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坚持渐进式变革,在通过网络问政办理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过程中教育领导干部和网民群众,柔和地推进政策创新和制度完善。     

官商“两情相悦”的生态学解读——以山西为例

官场生态有四个主要的“物种”:政府、官员、商人和公众。其中,政府是一个最强悍的庞然大物,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是政府的手足,能量巨大。商人和公众则是此生态中的弱者,他们离不开掌握权力的官员,因此尽可能地“套近乎”。     

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失序及其治理研究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的表现及效果，从传统经济竞争思维惯性、地方政府及官员“经济人”角色、官员政绩考核与选拔晋升制度缺陷、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产权特性等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的失序及其成因，提出要重塑民生政绩观、改革公共财政体制、创新政绩考核与官员选拔晋升制度、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地区间公共事务协调合作机制，来治理地方政府民生类公共产品竞争的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