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文献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及搜集整理

书写在羊皮、布帛上的彝文古籍文献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对彝文古籍文献的历史发展渊源进行了追溯，总结了彝族古籍文献在民族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制度建设、道德体系、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对彝文古籍文献有关整理、搜集和翻译等问题提出见解。     

彝文部首浅析

彝文,是我国仅存的几种民族古文字中的一种,史书称“文”或“韪书”。现存总字数可达一万余个,用彝文记载的古籍也不少。但是古老的彝文 直到现在仍缺乏应有的规范。彝文古籍中同音假借十分普遍,加上转手传抄,谬误不少,长期掌管彝文古籍的“毕摩”先生,都是父传子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行其是。这种现象,已严重影响着如今对民族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彝文,实有研究、整理的必要。本人试把贵州省境内的彝族文字,     

彝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

彝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字,在历史上创造了古朴博大的彝族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彝文档案史料。迄今云、桂、川、黔四省区收集到的和散存民间的彝文古籍、文告、家谱、帐簿、地契有数万卷(份)之多,彝文碑刻有上千余块。目前学术界多从古籍角度研究彝文文献,局限了对彝文历史文献珍贵价值的全面认识,有鉴于此,本文运用档案学、文书学、史料学的基本理论,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材料,系统研究清代和清代以前西南彝文档案史料的产生形成、内容分类、研究价值和分布保存诸问题,旨在揭示西南古代彝文档案史料的珍贵价值,更好地开发、管理、利用这一宝贵的彝族历史文化遗产。     

研究彝文古籍发扬彝族文化

彝族有传统的文字,有丰富的彝文古籍。彝文创自何时何人,无明文可考。今存世最早的彝文文献为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较已往所知的明代《镌字崖》、《新修千岁衢碑记》等彝文刻石早四、五十年。 从彝文的体制来看,彝文发展的初期也和世界各国文字发展的规律相同,即由象形文字     

彝文古籍翻译略论

整理彝文古籍的核心任务,是作好古籍文献的翻译。只有把古籍文献的内容确切地翻译出来,才能让学者专家们从中掘取彝族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学、哲学、自然科学诸方面的翔实资料,得以深入研究,发掘彝族文化遗产,以丰富祖国各族人民的文化宝库。这一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是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大事。 对彝文古籍的翻译要作到“三性”俱备,即真实性、鲜明性、艺术性,也就是“信、达、雅”。其中真实性是最根本的条件。翻译品的内容若不真实,不仅不能确切地揭示彝古文原著的涵义,不能向读者提供切实可靠的资料,相反地会给人们模糊的印象,甚至得出错误的理解,那就贻害不浅了。所以,对彝文古籍的翻译,真实性是首先必须保证的。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才进一步讲求鲜明性与艺术性,要求译文通顺,语义清晰,形象鲜明,情节     

彝汉同源关系词考释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是各民族逐渐融合而共同创造的。郭沫若先生说:"戎人、夷人、羌人、狄人、苗人。正是汉族的前身,历史上所说的华夏,乃是由他们共同融合而成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古夷人不仅为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积极的贡献,而且也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流传至今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与汉文古籍一样,同样蕴藏着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彝文古籍采用自成系统的彝文书写,在今天的彝区广泛流传。彝文先民在久远的年代创制的古彝文,汉史志称之为     

贵州彝文古籍《西南彝志》选集审稿会议在毕节召开

最近,经中共毕节地委批准,由毕节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彝文古籍《西南彝志》选集审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纳雍、织金、赫章、威宁等各县农村中通晓彝文古书的代表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的研究人员及教师,近三十人左右。     

《〈神通大书〉——彝文古籍书》多媒体光盘面世

由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党总支书记张庆芬总策划，云南音像出版社和电子出版物数据中心联合出版的《〈神通大书〉——彝文古籍书》多媒体光盘（ISBN978—89992—473-0）已于日前面世。这是迄今为止，在云南彝族地区发掘整理并通过电子方式出版的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古代占卜书。     

浅谈彝文类型争议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近几年来,学者们对彝文的表音、表意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笔者正学读一点较简单的彝文古书,也学一点凉山规范彝文,但都研究不深,加上汉语文水平不高,认识不到争论表音、表意,对于书写彝族古籍文献的彝文和凉山规范彝文有什么意义。从作用上看,凉山规范彝文在扫盲中见效快,它给凉山彝区广大彝族介绍了很多现代科     

《彝族古歌》的朴素哲学思想初探

彝族是我国具有历史悠久、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它不仅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古籍。在这些彝文古籍中,详细记载了彝族先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发展自己的艰苦历程,总结了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长期获得的各种知识,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理想,反映了他们对宇宙的起源、万物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形成等的基本看法,1989年,由王子尧翻译、康健等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彝     

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及改制的困境——以罗宗洛、陈仪之争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光复初期，陈仪受国民政府之命全面负责台湾接收事宜。与此同时，罗宗洛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这种“多头政治”的领导体制必然会导致种种矛盾，而陈仪与罗宗洛办学理念的迥异扩大了这种矛盾，使得双方在台大人事、教务与经费等重要事项上争斗激烈。面对压力和困境，罗宗洛无力化解，被迫离台，台大遂而落人陈仪之掌控。     

西南联大与中国彝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内迁,使其成为中国彝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陶云逵、高华年、黎宗瓛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罗常培、马学良以及西南联大袁家骅、曾昭抡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川、滇、康等西南诸省的彝区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彝学研究者,为中国彝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个少数民族的语用能力调查

语用迁移往往反映了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以数据收集的方式调查云南三个少数民族(彝族、哈尼族和白族)的语用迁移情况,旨在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的语用迁移特点和语用能力的同时给边疆少数民族的外语教学以一定的启示。     

布依族"莫家话"与土语及相关语言比较研究

布依族"莫家"于五代时楚王马殷、马希范当政之前仍然统治着黔中地区并依附于楚,当时他们是与第二、第三土语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布依族贵族."宋英宗治平年间"因政治变动,"莫氏家族"才从黔中地区迁移到黔桂边界的黔南荔波县和独山县,其语言环境开始变化,即完全脱离第二、第三土语而长期生活在第一土语之中,并长期受第一土语的语言环境影响,形成了现今"莫家话"."莫家话"变迁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原因,她应该是中国布依语的一个方言,这正是其科学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彝族自称与彝语氏族地名--兼谈彝族自称、支系及氏族地名繁多的缘由

彝族支系较多,不同的彝族支系形成不同的彝族自称、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自称产生了不同的彝语氏族地名.本文认为彝语氏族地名的由来与彝族自称或亚自称产生的根缘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彝族自称是彝语氏族地名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所崇重的祭祖大典ne55mu21(耐姆)分支习俗是造成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及其彝语氏族地名众多的最主要的根源.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

陈仪从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期间,都十分重视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他提倡“心理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国语、国文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注重学校的文史教育;同时,他还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宣导,重视公教人员的培训,以及学校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编译等工作,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可是,学术界对陈仪主持下的文化重建工作却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这些评价,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先秦时期夏夷观念之探析

从文字上而论,“夏”同以后的“华”的概念接近,甚至说,二者之间存在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西周时期“夏”主要用来指代周王朝的直辖领域,春秋以后其范围逐渐扩大。而“夷”的概念则产生久远,起初并没有包含受到歧视的内容,与战国以后的夷狄概念是大有区别的。无论就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先秦时期的戎夷蛮狄诸多人们共同体,都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相互渗透混融为普遍的历史现象。华夏与夷狄观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饮食、衣服、社会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等方面。然而,随着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彼此间的诸多差别也逐步消失。     

彝族丧葬文化变迁浅析

彝族的丧葬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一些田野调查的实例可以看出彝族丧葬文化的变迁情况 ,这种变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     

道教文化对“太一信仰”的接受与上元节的产生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源于西汉的“太一”祭祀;二是源于道教的“三官”信仰;三是源于东汉时明帝的燃灯表佛.经过细致考察可知,“元宵节”的前身是“上元节”.道教吸收了上古的“太一”神信仰又糅合了“北斗星崇拜”和“三官”信仰而改造成“上元节”.随着节日娱乐性的增强,才出现元夕节、元宵节的称谓.但是名称无论怎么改变,其内在的“太一”生成万物而崇拜祈祷的主题却一直贯穿到现在.     

试论西王母与道教、彝族的关系

本篇文章在广泛收集道教和彝族文化资料基础上 ,论证了西王母作为彝族先民古羌人的始祖母 ,与彝族文化的渊源关系 ,同时论证了西王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其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吸收 ,特别是为道教吸收后 ,道教赋予了西王母新的形象和内容 ,并成为道教女仙之首。文章认为作为彝族先民古羌人的西王母不仅丰富了道教的内容 ,同时道教作为一种精神纽带 ,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