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修改:助推司法质量效率全方位提升

导读: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中成熟可行的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完善相关程序规则,促进诉源治理、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创新在线诉讼模式,着力解决纠纷化解渠道不足、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匹配不精准、诉讼流程和方式不便捷等问题,助推司法质量效率全方位提升。     

浅谈民事抗诉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199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就已经确立了民事抗诉制度，但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民事抗诉制度的存废一直颇受争议。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为了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的公正性，民事抗诉制度应予保留，且应完善，不宜废除。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的民事抗诉制度缺陷的反思，结合两大法系典型国家在民事检察等相关制度上的立法经验提出完善民事抗诉制度的建议：     

名存实亡的民事诉讼制度及其检讨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合议制度、陪审制度、支持起诉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判决公开制度等基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严重异化甚至是名存实亡。对其价值应重新评估,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重构民事诉讼基本制度体系,化解立法和司法实践相脱节现状。     

论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 ,常常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是否需要提供证据来支持 ,以及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 ,取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体系。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由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规定 ,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外 ,民法和相关的特别法中也有规定。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解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创设了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规制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然而该规定过于粗陋。本文分析了设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纠纷的可诉性、当事人适格、及诉之类型和诉讼请求等基本问题予以界定。同时,本文认为构建与适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不应脱离我国的司法状况和具体国情,而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完善。     

论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常常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需要提供证据来支持,以及提供什么证据来支持,取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体系.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由实体法和诉讼法共同规定,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外,民法和相关的特别法中也有规定.     

强化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保证依法行使审判权，正确实施法律的重要制度，对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司法实践中要求加强法律监督的诉求日趋增强。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实现重大突破，从监督方式、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方面，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检察监督规定的修改成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     

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侯登华在《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民事原告主体资格。在基本法＋单行法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在单行法修订前,应通过司法解释规范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司法机构应对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提供必要的保障。     

检察机关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研究

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现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今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民诉法二审草案》),新的《民事诉讼法》明年将会颁布实施。《民诉法二审草案》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小额诉讼制度,细化了调解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调解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新职权。检察机关如何执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是摆在民行检察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论驳回起诉的司法规制与立法重构

驳回起诉,是指受诉法院在对原告请求对其权益给予司法保护的起诉立案以后,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而以书面裁定的形式作出的,旨在终结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裁判行为。[1]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     

论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应遵循的原则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善是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确立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所应遵循的原则是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结合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吸收和借鉴国外民事司法改革中的有益经验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建设应把握当事人自主和法官职权在程序中的均衡 ,体现效率、效益 ,赋予法官程序引导权 ,以实现司法公正和程序经济的目的。     

论程序法定原则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在阐述程序法定原则基本含义及渊源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一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体现及司法适用,强调了贯彻这一原则,限制强大的司法机关权限,保护相对弱小的公民个人权益的重要性。     

大陆法系刑事反诉制度及我国刑事反诉制度构建

刑事反诉制度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尤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最为明确具体。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反诉制度,但利用率极低,应立法明确刑事反诉,并对刑事反诉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同时明确刑事反诉的相关程序。     

论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如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权益、侵犯受教育权等问题层出不穷,法学界对公益诉讼的立法呼声不断高涨,司法实务界对公益诉讼也进行了各种试点,最终被纳入《民事诉讼法》,但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过于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笔者希望以已有的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为基础,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公益诉讼相关配套制度构建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反思——兼议我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立法完善

"公正"和"效率"是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为了纠正错案而设置的法定补救程序,它贯彻了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实事求是、司法公正的法治理念,对于维护公平正义、树立司法权威具有重要作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原再审制度存在的启动主体多元、再审事由笼统、审理程序混乱等妨害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造成有限司法资源浪费、损害审判机关形象等问题做了修改,对于实现司法公平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在现代刑事司法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兼顾的背景下,在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与程序意识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在我国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正义的渴求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如何让我国的侦查讯问走向"法治化"是一项必须且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一种内在规律,程序法中法律规则立法之细致严密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重要条件。但是,规则之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侦查讯问法治化的实现不仅需要规则之治,也亟需具备其他相关条件。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民商事司法协助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各国的投资和贸易往来日益紧密,跨国的民商事案件将出现,由于各国的法律制度不同会引起不同国家的法律冲突,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协助是解决法律冲突的重要途径。文章就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范围、程序及方法实现进行探讨。     

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完善

为了更加有效地预防打击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行为,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性,我国刑法在1988年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截堵性罪名。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罪名显现出很多实体和程序上的漏洞,配套制度的建设也不能及时完善,使其在司法适用上出现很多困难。在从立法技术上对该罪名加以完善的同时,加强建设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惩治贪污受贿,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少数民族民事习惯法治化的路径探析

少数民族民事习惯法治化既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工程,关系着中国整体法治建设事业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因此,论文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法治化的中心环节上对民事习惯的立法化、司法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析,以期尽快实现少数民族民事习惯与国家民事法制的无缝对接与融合,加快民族地区国家统一法治建设进程。     

论偷逃税案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刑法与税法的协调与制约

税法和刑法都对偷逃税行为进行了规定,二者既有制约,又有连接。其中,偷逃税额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立法上,它是逃税罪的法定入罪标准;在程序上,税务机关也将据此判断是否要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但实践中,司法机关能否将税务认定的数额直接作为逃税罪的犯罪数额存在争议,具体体现在偷逃税额是否应考虑主观方面、地方行政法规能否作为认定依据以及税收证据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笔者通过对同类案例以及刑法和税法的不同原则、不同证据标准的比较分析,从实体与程序上对刑法与税法的协调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