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的法律完善

尽管我国刑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罪名对非法集资类犯罪进行了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社会公众""犯罪数额"等要件的认定仍存在着许多争议和困惑.考察非法集资案件的现状,剖析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认定依据、确定"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统一"社会公众"的认定范围、明晰民间融资的行为边界、强化司法认定的证据支撑等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论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

《刑法》第264条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但是如何认定多次盗窃,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颇大。多次盗窃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多次盗窃中的每次行为形态的认定、"多次"的认定以及每次盗窃行为要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行为与取得财物数额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准确界定多次盗窃行为,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多次盗窃型的盗窃罪,实现公平正义。     

新刑诉法语境下非法证据认定的现实困惑与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适法的差异性,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依然遭遇不少现实困惑。司法机关应通过完善司法解释、完善司法判例制度以进一步明确"等非法方法"的内涵外延,细化非法实物证据的构成要件,明确诱惑侦查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准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解除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认定的困惑。     

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三起终身监禁案例判决书的剖析

三起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勾勒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终身监禁的量刑标准,包括对象标准、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但是,这三份判决对于终身监禁适用标准的具体认定存在着数额标准过高、犯罪情节认定不清、量刑界限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应当制定更为合理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重视非数额情节的认定。     

走私案件犯罪情节问题研究

实践中，走私犯罪是根据偷逃应缴税额认定罪与非罪、罪责轻重的，犯罪情节往往被忽略。《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表明犯罪情节也是定罪量刑的依据。走私犯罪情节是与偷逃税额相互补充的量刑标准，是实现刑罚个性化的基础，全面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情节，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对走私案件的侦办工作中，应转变观念，重视收集犯罪情节证据，善于利用犯罪情节证据处理疑难案件，并在进入司法程序时注意充分体现犯罪情节证据的表述。     

论刑法中的犯罪方法

研究犯罪方法,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合理适用刑法。犯罪方法可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是影响量刑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犯罪方法是否构成犯罪要件、对定罪量刑的作用、刑法对其不同表述、复杂程度等标准,将其分为不同种类。犯罪方法与犯罪行为、犯罪工具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     

受贿款用于公务支出或社会捐献的法理思考

办理贪贿案件实践中一度错误地运用“扣除法”进行数额认定,原因是对“受贿款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献”的情节的刑法意义存在模糊认识。基于犯罪构成理论和贪贿犯罪立法主旨,该情节属于犯罪既遂后赃款去向的内容,仅可作为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建立被告人证明责任制度,对被告方辩解并提供证据证明“受贿款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献”的情节,应尝试运用优势证明标准,围绕证据“三性”综合认定。     

“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工伤如何认定

对当事人所举证明内容完全不同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审核认定；在工伤认定中，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调查核实不是必经程序；“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指的是抢救能否起到改变死亡结果的效果，而不局限于抢救是否短期暂时延缓死亡的时间，具体情况的认定视医疗机构结论确定。     

证据能力及其判断标准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证据理论，其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审前证据筛选程序”。我国学者因受不同证据理论的影响，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理解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证据能力是指“能否进入庭审”还是“能否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同时，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研究与证据本质之间的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唯有确定的证据概念，证据能力问题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而证据能力的研究如果离开了与证据本质的衔接，也难以真正系统地解决该问题。因此，应当坚持证据概念及其属性与证据能力确定上的一致性，证据的属性也就成为判断证据能力的标准。     

诱惑侦查之犯意引诱认定标准研究

法院对诱惑侦查案件是否存在犯意引诱的认定过于笼统、单一,根据被告人与诱惑侦查人员首次接触前、首次接触时、首次接触后三个阶段的行为表现,以及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方式和强度进行判断的方法,仍然是属于兼采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判断方法.为更好地处理诱惑侦查问题,应借鉴证据的证明标准,将犯意引诱的具体认定标准分为直接标准和间接...     

从偷税罪到逃税罪的立法演变分析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论偷税罪罪与非罪之区分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欺诈手段不缴或少缴税款,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文从偷税罪的四个要件、偷税罪罪与非罪的认定二大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浅析我国国际反避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入世后 ,国际反避税问题更为突出 ,文章分析了我国当前在国际反避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加强反避税工作的相应对策 ,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刑事诉讼法原则：概念演进和辨析

刑事诉讼法原则概念的产生是一个经由原则、法律原则直至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历史演进过程。而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原则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原则及其他阶段性原则,它应当是指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的,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进行或参与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当前依法治税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强化措施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 ,也是税收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 ,当前我国的依法治税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 ,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 ,以保障全国各项税收工作健康、有序、协调发展     

刑法第13条但书的价值蕴涵

刑法第 1 3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具有重大的立法和司法价值。在立法上 ,它通过收缩犯罪圈 ,满足了刑法谦抑的要求 ;在司法上 ,它通过协调情与法 ,保证了实质合理的实现     

刑法视野下的法律拟制新探——价值协调与机制缺失

法律拟制大致经历了从诉讼拟制到实体拟制、从司法拟制到立法拟制、从技术拟制到规范拟制的发展进程,它是工具价值与规范价值相融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立法类推＂。刑法拟制本身并没有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只有法律拟制的工具价值是否受到规范价值的制约并与之协调的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拟制条款的质疑与检讨就是看其设置是否符合刑法的目的。法律拟制除了规范价值的内在制约外,还需要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外在制约。     

保税港区普通货物走私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保税港区在税收征管上采取特殊管理方式,因此面临严峻的以偷逃税款为目的的走私犯罪。其中,就是否成立犯罪而言,对进料加工、复进口、脱离监管但没有逃税、直接购买擅自倒卖的保税或减税物品等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对普通货物走私罪犯罪心态的认定,应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合理界定。     

打击涉税犯罪中税警协作问题研究综述

涉税犯罪往往首先违反行政法规，在涉税犯罪侦查中，需要税务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合作。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深入剖析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对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剖析现行税侦模式的弊端，可为完善和改革税侦体制指明方向。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