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观点在政治哲学建构中的作用

人类维持生存的物质劳动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劳动又处于历史变化之中,在文明时代劳动的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国家、法和意识形态。马克思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寻求形而上的永恒正义国家的旧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交换关系的自由、平等论证资本赢利的公正性,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正义性,马克思则用生产劳动说明交换,提出了系统的劳动学说,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指出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形式性,批判了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虽然表现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某些新特点,但依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马克思的劳动观点仍然具有当代价值。     

论自由劳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确证人民历史主体性的切入点。劳动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劳动自身沿着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克服的历史路线,实现自由劳动的现实复归;劳动价值理论也沿着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程,实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化、现实化。马克思无疑是自由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阐发者,他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劳动"与黑格尔哲学"精神劳动"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历史对自由劳动的理论自觉。马克思所阐明的自由劳动具有现实性、辩证性与人民性的特征,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科学基础、方法论依据与价值原则。     

制度与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意识现象,因而也具有其相应的结构与功能。在逻辑结构意义上可以把意识形态划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具有完备理论逻辑的价值学说体系,以及制度建构意义上具有实践取向的具体政策主张等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论证、价值学说体系的正当性说明以及具体政策主张的可行性展示,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逻辑意义上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一方面有赖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而展示出来的价值正当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理想能够通过制度实践而塑造完成的现实可行性,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     

“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亨廷顿在其最后著作《我们是谁?》中,看到苏联解体、英国"有了分崩离析之势"时,不禁为美国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而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亨廷顿之忧",抓住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的要害——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本上来自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为保障民族认同国家而构建的制度机制之所以会引出国家认同问题,甚至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是因为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多族化"问题。正是这样的"多族化"现象,侵蚀了曾经屡试不爽的那些实现和保障国家认同的制度机制,成为了国家认同危机的温床。苏联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完整地演绎了"多族化"引起国家认同问题,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逻辑,从而触发了"亨廷顿之忧"。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无法置身事外,只有把巩固国家认同的内容纳入到民族政策的政治标的,并以此来对相关政策进行校准和重塑,方能规避"亨廷顿之忧"。     

自媒体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人类政治文化发展呈现多极化趋势,各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日益凸显。而自媒体的产生,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壁垒,真正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众在话语权上的平等,由此改变了意识形态认同的格局。可以说,自媒体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创造了条件,但也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研究在自媒体环境中如何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文明观

当代普京保守主义政治文明观具有内外双重含义,既是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博弈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确保俄罗斯成为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稳定和现代化的强国的思想基础。普京提出的俄罗斯"统一文化密码"的概念已经成为其解决俄罗斯文化认同、民族矛盾与宗教争端的核心"钥匙"。而且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应该弱化"弥赛亚意识",认同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秩序的基础。     

青少年对我国国家制度的认同情况及对策建议——基于对疫情时期全国1234名青少年调查的实证分析

国家认同是一国公民对国家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知和评价,其中制度认同是国家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疫情时期青少年对我国国家制度认同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对25省(自治区、直辖市)1234名青少年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时期青少年在理论角度、现实角度、国际比较和未来预期"四个方面"呈现出对我国国家制度的高度认同感;家庭教育、朋辈影响、学校教育、团学活动、社会民生、网络媒体和制度对比等"七大因素"显著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认同感。但同时也发现,青少年国家制度认同中存在着教育工作机制不健全、历史国情教育存在短板、中小学思政课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提出应从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完善学校思政教育体系、加强网络思想引领、优化实践育人机制、加强历史国情教育、重视家庭教育等"六大路径"增强青少年国家制度认同。     

香港政治国家认同分析与实现机制研究

政治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国家政治权利的认可和赞同。它是政治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增强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条件。其中,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层次。目前,由于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一些港人对地理的、文化的、民族和历史的中国认同问题不大,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充满了质疑和排斥,"一国两制"在政治国家认同上遭遇到了瓶颈。深入分析和诊断"一国两制"下政治国家认同的病因和机理,并对症下药探讨与建构适合"一国两制"的政治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家-国逻辑之间——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大跃进妇女”的“泥饭碗”

作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同时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动员,城市"大跃进妇女"的就业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尤其是对性别问题、劳动制度与对政治权力运作形态的理解。引入国家-家庭-个人/妇女的关系视角,具体分析作为一种"泥饭碗"——廉价劳力蓄水池的妇女临时工/外包工就业体制如何在"全民就业"(铁饭碗)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下建立起来,并进而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     

我国社会心理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在我国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必须关注社会心理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心理发生了复杂变化,当前社会心理总体上呈现二元性、多样化的特征。这样的社会心理状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既有积极有利的方面,也有制约阻扰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心理的实际,我国在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上,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积极回应社会心理的普遍要求,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应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践基础,营造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社会环境。     

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博弈特点与建设战略——兼论“意识形态终结”问题

作为一种集团性话语,意识形态主要指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具有强大社会精神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思想体系或观念科学。较之于一般科学意识和一般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意识形态蕴涵着现实利益——激励性、政治主张——合法性和价值诉求——导引性三大内在特质。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上演的"意识形态终结"问题,本质上属于不同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和形式。面对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三大冲击以及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由"富"变"强"之历史飞跃所呈现的种种问题,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博弈面临许多新的时代性特点。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得到加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精进国家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平台建设战略;(2)再造社会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3)提升民众层面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战略;(4)培植文化安全意义上具有新质内涵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在中国走向"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新时代,我们如何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的同时,真正重新厘定、认同和安置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人类共同价值,依然是一个理论上尚未得到彻底澄明和澄净的问题。     

论执政党意识形态适应性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中国共产党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及其执政理念的变化是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关键性自变量。从理论坐标上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变革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关联体现在执政党合法性重塑、适应性转型以及政治发展推动力等方面。从现实坐标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改革式重构"和"发展式转换"两次意识形态变革,这从不同层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从发展坐标上看,执政党要增强意识形态实践性、认同性、包容性以应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挑战。现阶段"中国梦"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创新,为探索中国政治发展开辟出新的前景。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网络不仅是信息社会一种全新的技术媒介，更是人的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带来极大的冲击。在网络环境下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迎接挑战，积极探索创新构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体系。     

血缘制度和天命观的二元性——论中国远古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中的内部张力

中国远古时期夏商周三代权力交替过程中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变化,在"祖灵崇拜"、"血缘制度"和"天命观"三者的不同解释当中,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内部压力。周在取代商的过程中强化"天命观"的意义,这个意义对现实政治无疑产生了影响。周人藉此不仅奠定了此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格,而且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城市等级制度的思想基础。     

新媒体空间政党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以"交互性"为支配逻辑的新媒体空间中,政党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呈现为支配性、协商性和抵抗性三维图景。从"认知—阐释"、"信仰—价值"和"行动—策略"三层内在结构来看,政党主导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逻辑是自主自觉的生成逻辑。因此,政党主导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路径,可从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加强舆论的顶层设计等方面来展开。     

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意识形态嬗变

"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哲学谱系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在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意识域的考察中,意蕴着"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理论间深刻的辩证逻辑。意识形态作为从"精神生产"中分野出的衍生体,它即作为一种反映阶级诉求的现实规制力,操纵着"精神生产"的现实嬗变,使"精神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它也作为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理想诉求的重要环节,难以摆脱复归于"精神生产"的逻辑宿命。对马克思"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理论内在逻辑的深入挖掘,对于在深层学理上完整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社会意识理论有所裨益。     

增强理论宣讲说服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大众化

<正>党的理论宣讲是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实现理论认同、坚定"四个自信"的重要手段。一、增强理论宣讲说服力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当前,如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全党首要政治任务,重在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三个     

情感劳动：人工智能劳动的限度及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人类替换成为持续争论的话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加速了替换的可能。从情感劳动视角看，在个体能力层面，人工智能并不拥有真实情感、自我意识和情感理解的能力；在实践基础方面，人工智能不具有具身性、社会性和共情实践的基础。因此，人类情感劳动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工智能无法实现人类替换。当前的并非真实的人工情感劳动也具有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包括人的价值和伦理危机、消解人际关系、冲击人的情感认同等。     

对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的几点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是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大厦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是以精神生产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精神产品的活动 ,属于精神生产劳动的范畴 ,劳动价值体现为满足人的社会化需要和人自身的发展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不仅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还具有精神生产劳动的挑战性、风险性以及先进性等特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精神生产能力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劳动绩效的重要途径。     

国家形象传播：作为国家认同双重机制的考察

国家形象传播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学术热点。从国家认同来说,它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和意义：一是作为政治宣传机制的意识形态意义;一是作为身份认同的文化心理意义。第一个方面目前研究较多,但在传媒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上,多以国家功利主义为最高原则,而忽视了其主要意义在于为国家主权生产合法性。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种身份构建的国家认同机制,则具有更广泛的共性。中国做为西方的他者,历史上的国家形象经过反复变化。在国家形象传播中,自我认知和他者评价总是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应着力促进不同国家的沟通,增进了解,以消除由文化差异和认识局限所带来的形象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