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财政政策的执行策略:一个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偏离现象已经受到理论界普遍关注,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某种特定政策执行过程的描述与解释,缺乏对不同类型政策执行策略的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国家财政政策执行为视角,依据财政政策的模糊与冲突程度,将国家财政政策类型分为四类,同时将各种政策类型执行及其影响因素置于整体性框架中,进而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政策类型的执行策略以及应对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中央与地方政策执行方面的政策性含义。     

如何激发地方政府的能动性

面对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的非线性叠加风险,地方政府的被动反应会导致更坏的结果央地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够清晰、压力型体制的强化、主政官员缺乏担当,是地方政府被动性反应的主要原因如何使地方政府能动起来,一要通过理顺中央与关系,依法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权,完善对地方政府运行的监督机制,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二要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三要激活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担当作为的动力源。     

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皇娟住《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纲的考核标准，使得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尚有不足，这是我国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深层次的原因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增收的理性行为与相关制度的缺陷

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日益凸显,必然形成其在既定约束激励机制条件下,迫于财政压力、辖区间竞争和政绩显示的压力,追求GDP增长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以完成“事权”。而现行关于土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地方政府以土地增收大开方便之门,形成所谓的“土地财政”;并有可能利用垄断的土地资源和掌握的其它资源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取双重利益。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这一理性行为是造成今天房地产价格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失灵”,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相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中央与地方水利事权划分研究——基于广东省的调研

中央与地方水利事权的划分一直没有明确的法规或政策界定,地方事权基本上是中央事权的延伸或细化。一方面,中央对一些具体项目的监督和管理介入过多,影响了地方水利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权缩小、事权扩大现象开始逐渐严重,特别是基层水务部门,肩负着较大的责任与压力,常常疲于应对,超负荷运转,其工作人员通常力不从心。本文通过对广东省及下辖的水利部门进行调研,辅以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的访谈,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水行政管理整体效能最大化为目的,对合理划分涉及水利的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和地方事权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水利事权划分提供参考和依据。     

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及其矫正

由于行政性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日益繁重的社会经济管理任务，导致地方政府常常在实践中将经济行政作为地方政府责任的中心内容，导致了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为此，必须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界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以及逐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责任，矫正这种错误倾向。     

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探讨

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以及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一直不规范,也不能很好地履行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职责。为此,应采取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公共支出范围;减少转移支付层次;规范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模式,建立多因素的科学的转移支付标准公式;规范财政专项补助,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设置;优化和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定比较完备的关于转移支付的法律等措施,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权关系法治化论纲

税权语境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侧重的是征税权、收税权和用税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配置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强调央地事权法治化是央地税权关系法治化的前提,事权与税权的匹配是央地关系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并指出通过征税权回归＂人大主导＂;刚性的税权预算;用税权的合理转移支付和＂议会型＂税权审计监督模式来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政府执行力现状之反思

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力出现弱化倾向，执行走样、执行不力、执行打折、各自为政的现象时有发生，原因何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事权财权匹配改革探讨

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反差化的现实矛盾与问题表现为现行财政支付结构不合理,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待遇不合理,财税体制不合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配置不合理。需要明确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市场和民间力量的多元合力联动,推进基层政权改革,依法建立农民分享基本公共产品提供的组织保障机制,制订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法规,从而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力与事权如何匹配

中央与地方职责错位,"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如何破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是当务之急。如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健     

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及其矫正

牛天秀、岳爱武在《长白学刊》2009年第6期撰文认为，由于行政性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日益繁重的社会经济管理任务，导致地方政府常常在实践中将经济行政作为地方政府责任的中心内容，导致了地方政府责任“泛经济化”倾向。为此，必须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界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以及逐步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     

试析我国中央与地方公共事权和财权的划分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又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新一届政府改革的目标。其中,中央和地方公共事权、财权的科学合理划分将是政府改革的重要一环。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新趋势

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立财政事权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前置条件。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新时代需要财政理论创新,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财政收支平衡,缓解地方收支矛盾,化解地方财政风险。     

论武汉市财源建设的着力点

怎样找准实行分税制后地方财源建设的着力点和使劲方向?笔者认为,通过对新旧财政体制的辨析比较,可以找出较为明晰的答案线索。新的分税制的基本内容有三点:一是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二是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界定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即按税种将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     

刑事执法权是地方事权还是中央事权——警察体制改革需要突破的一个认识

一“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传统警察体制并没有明确区分刑事执法权是地方事权还是中央事权，或者警务是中央事权还是地方事权，而将公安机关人、财、物全部置于地方政府管理之下，其中潜在的认识就是警务是地方事权，而刑事执法权也被作为警务的一个部分笼统地纳入了地方事权之中。因此，笔者认为，警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明确划分警务中哪些成分是中央事权，哪些成分是地方事权。其实质是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必须突破的一个认识是，刑事执法权是地方事权还是中央事权。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不能分割…     

政策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央地互动逻辑——基于自贸区政策央地协同创新的分析

内在创始型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类型之一,由于其生成与扩散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内部性,因此从府际关系角度探究政策主体之间的行为逻辑是内在创始型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路径。本文将自贸区政策生成及扩散作为一项内在创始型政策制定过程,对自贸区政策过程进行细致梳理,并探究央地关系与政策制定的内在联系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央地互动的基本逻辑。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过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协作的产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协作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央地协同式创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政府授权推动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完美契合,地方区位优势与中央战略高度协同,地方创新试验的"发动机"和中央政府"制动器"的有机耦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协作与彼此增能,共同谱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创新协奏曲。     

煤炭业亟待告别粗放经济

陈光近日在《新京报》上撰文报道：10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未来五年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收支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比照性"执行的典型表现及治理对策

一些地方基层在执行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方针政策时,暴露出一些新的形式主义问题。其中,“比照性”执行问题表现尤为突出,给政策落实造成了障碍,把对上与对下、对党与对群众等简单割裂开,带来了许多显性与隐性危害,亟需加以警惕并有效治理。     

如果我是两会代表、委员：我要建言——进一步明晰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

科学合理划分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有利于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凋动两个积极性．推动公安工作的科学发展。结合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认识，就进一步明晰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提出如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