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治理和备边尤为需要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始,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成边疆民族治理和边界界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治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过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界、军事边界,"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家观下的文化边界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家、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渐有了明确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现实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家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全形成,才完全演变成一种政治边界,"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核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往往成为边疆地图中的核心所在。     

康熙理学与西南边疆及土司地区的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康熙是一位崇信理学的皇帝。"清静求同"是康熙帝治边精神的主要原则,是程朱理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理学名臣卫既齐出任贵州巡抚,及其处理高洞苗事件失当获罪,是康熙理学在西南边疆及土司地区进行实践的重要反映。康熙帝以理学为本"悦服"为目的的治边思路,与雍正、乾隆两帝基于"畏服"、以"改土归流"为中心的治边策略不同,对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及"中国"认同加强有其应被重视的作用和意义。     

党建引领边疆治理的云南实践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边疆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0月14日到16日,全国党刊记者、编辑深入云南多地采访调研,解码云南推进边疆治理、展现国门形象的创新实践。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与越南、老挝、缅     

宋代西南地区的市马与民族关系

史籍记载有宋太祖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断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往之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认为:终宋一代,内地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经济贸易来往频繁,其中市马贸易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宋代设置在四川、广西两地的市马场的数量、起始和关闭时间、交易情况的分析后指出,市马不但加强了内地和西南少数民族从经济联系,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市马贸易成为政治上羁縻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加强了宋王朝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这对于西南边疆的安定和加强少数民族的内聚力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超越传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认同研究——评沈海梅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云南学者沈海梅教授的新著《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可谓近年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有关认同研究的一部力作. 该著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在基于对西双版纳曼底傣泐人、楚雄直苴倮倮泼人和洱海区域大理盆地白族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语言、身体、服饰、婚姻、仪式、信仰所传达出的社会性别与族性之间丰富的内容,展现三个族群在民族国家政治过程中实践民族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情境,深入剖析通过性别权力关系作用在认同实践中呈现出的社会性别差异.通览全书,该著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中间地带"运用超越传统西南研究 该书摒弃了以往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南边疆的刻板定位,将"中间地带"作为洞察少数民族族性的社会空间."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是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其著作《中间地带:1650-1815年间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与合众国》中率先使用的概念.沈海梅教授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多种文化交汇和多种关系叠加的云南,把土著、移民、帝国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过程中来加以考察,这种集空间与过程的解读旨在重新理解西南多族群地区国家、地方、不同族群间发生文化接触和展开互动的情形以及内部边界在这些社会存在的意义.沈先生新著对"中间地带"概念的灵活运用,超越了传统的中国内部东方主义式的西南研究范式,我们因而看到的云南已不再是以往学者们阐述的中原与西南,或以汉文化为主要的参照对象,或强调奇风异俗而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表述的边缘地带,它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结地,是通过人类学微观式聚焦透视出的不同人群间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该著作代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新突破,它不仅会改变我们对生活于西南边疆少数族群的思考方式,还会改变我们对于西南边疆历史的认识.     

近代西南边疆的抵货、进口替代与商品流向变动

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权的维护与声张,前期针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发生了抵制英货及对大锡矿品的利权维护;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西南边疆的对日抵货也愈趋坚定。其间,由抵货衍生的国货运动,则使"进口替代"成为其时西南边疆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先是有以内地国货对洋货的替代,之后则进一步演化为本地土货对进口的替代。而上述诸般,也都同时引致了西南边疆进出口商品流向的变动。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通道地带理论——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初探

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从横向角度来说,通道地带连接中国四大生态文化区;从纵向视野来说,中国祖先在通道地带起源、发展并向四周拓展并形成中国边疆;从中国中心与边疆的相互关系来说,通道地带是中国边疆与中心聚合与离心力量相互博弈的纽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     

“西南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筑——以《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历程中,"西南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早期的"西南研究"以国立中山大学为代表,有着较深厚的积累。"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边疆的地位空前提高。为加强西南边疆的研究以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教     

从民族团结走向民族融合——对云南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几点思考

把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战略,作为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云南来说,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前提。随着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南应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为全国提供更多更好的"云南经验"。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

文章认为,唐朝的御边戍守体系与唐朝国力的盛衰、军事战略的演变和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唐前期,边防体系以行军制度为主,在边疆地区主要是修筑了一些边城作为固体的防御工事。但自唐高宗仪凤年间以后,随着边疆危局的出现,为适应新的边疆局势的发展变化,唐朝的御边体系逐渐地由行军向镇军转化,最后形成了以防守为务的节度使镇边体系。     

中国边疆治理中“通道地带”的作用

<正>中国边疆治理的中心不在中国的中心地带,也不在中国的边疆地带,而是在中国的通道地带。地理上的通道地带就是由长城、丝绸之路及藏彝走廊组成的夹杂在北部蒙古高原、西部沙漠戈壁绿洲、西南青藏高原、东部平原区域等中国内部四大生态文化区之间的农牧混合地带。当今天中国边疆面临诸多问题时,通道地带对内吸引和凝聚作用、对外桥梁作用、对边疆具体问题的源头和症结作用不容忽视。一、中国的通道地带在中国这个从汉代起就奠定国家疆界的传统东方     

论清前期漠西蒙古入藏与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关系——以康区的“改土归流”为视野

康区位于今川、滇、藏及甘、青交界地带。元代始于其地设土官。明朝为隔绝蒙番,屏蔽川、滇,继续在这里设置土司。明末清初,漠西蒙古和硕特部乘西藏动乱之机举兵入藏,并控制康区,对川、滇、青边境构成巨大威胁。清廷惮于国内不稳,边疆多事,乃对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实行"绥抚"。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袭占拉萨,形成挺进川、滇、青态势,西南边疆遂成为清朝内陆边防的"软肋"。康熙帝乃实施"驱准保藏"之战,以加强对康区的控制。雍乾时期为防范漠西蒙古再次入藏,清廷在康区实施"改土归流",从而使西南与西北连为一体,为击败准噶尔蒙古,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中国边疆考古”的认识论

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现今版图的边境省份,边疆考古学文化分区以及区域特征和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边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考古学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成为边疆考古的核心问题。因此边疆考古的学术课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庄蹻王滇和庄蹻王夜郎新证

庄鐈王滇和庄鐈王夜郎,是一次关系重大的历史事件,勿论是就西南边疆的开发而言还是就巩固祖国的版图而言,都有着积极的不可泯灭的意义。庄鐈王滇和庄鐈王夜郎及其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加深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不可分割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客观上为汉武帝统一南中设置郡县创造了条件。从此,西南边疆成为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人司马贞撰     

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论

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人们开始重视边疆问题。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设计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贵州省于1945年成立了“边胞文化研究会”,这是贵州省重要的边政机构。边胞文化研究会在贵州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宣传和改革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尤其在少数民族调查方面较为突出。本文根据民国时期资料,对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进行研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西南结合部，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小海大通道，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稳定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广西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