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清末民初政学精英边政认识的演变———基于西南边疆史事的分析

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在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国人的主权观念及对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都有了新的发展。清末姚文栋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认知,反映出经过长期与欧美异型文化的接触,加以晚清以来对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实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已逐渐清晰,对边疆族群与近代国家建设互动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但此时,传统帝制时代的“天下观念”并未完全破除,对近代主权国家疆域理念的认识尚在逐步形成中。民初川军援藏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北洋政府中央等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相关认知的表述,表现出与清末相较,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显著变化。但是,“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及“蛮夷”等词汇的普遍性交互使用及表述,说明仍未完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义取向的边疆民族认识理路,近代与传统认知的融合尚未完成。各派政治人物对西藏问题所持态度的差别与变化,不仅是各自利益或政治目标诉求的不同,也是北洋时期政治统一性缺失场景的突出表现。这些都说明,边疆民族问题不仅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事务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隐喻。晚清、北洋时期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认知与实践,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边疆民族问题讨论热潮的重要基石。     

全面提升“三级联创”活动水平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加快周口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战斗堡垒。是加快周口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市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建设一个繁荣富裕、文明开放、稳定和谐新周口的奋斗目标。实现周口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民国政府的边政实践内容丰富,包括了边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层面。民国政府的边政特征体现出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中的多层属性,是中国传统力量与西方外力融合与交锋的结果,呈现出了过渡形态、边缘性、实用主义等特征。     

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开展“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

2000年撤地建市以来，周口市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农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比较滞后，一些群众的公共卫生、环境意识薄弱，导致我市农村的村容村貌、人居环境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我市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几年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生态文明村”要实现的“道路硬面化、饮水安全化、农户沼气化、村庄园林化、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依托生态村 建设新农村——周口市扎实开展“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

近两年来，周口市各级党委、政府共同努力，全市上下形成了领导联系指导、委局单位分包、党员干部带头、群众积极参与的创建工作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10个“生态文明村”。这些村在人居环境、农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速度、村民精神风貌、党群干群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制衡与牵制: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政治策略——以边疆行政区域的新规划为中心

整合边疆政治,使边疆与内地在近代化背景下进一步融合,是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将甘肃分设宁夏、青海,内蒙地区分设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省,西康亦设省,是民国时期边疆行政区域的重要变革。南京国民政府这一行政区域新规划的实践,与社会舆论切合,客观上消解了边疆地方实力派的压力,起到了制衡与牵制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社会控制,提高边疆各省区的行政效率,并通过空间管理的重新布局抵御外国势力的干涉,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但由于国民政府对边疆控制的有限性及谋划不周全,一些边疆地区新的行政区域规划,反而加剧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