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

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有着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诸种台湾文学史或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都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作为"文学/文化"的"张爱玲符号",已经成为一种亟待思考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对张爱玲文本在东亚的后殖民和冷战秩序构筑当中被台湾接受的一些脉络,以及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扬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史要怎样处理张爱玲的考察,阐述文学制度介入到国族想象后,对作家阐释也出现了较大的位移。而且,也要阐释台湾"独派"人士在处理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上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理论困境。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作家的女性历史书写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中几部女性作家书写历史的小说为论述对象,分析当代台湾女性历史书写的美学策略、思想内涵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脉络。前三节分别从身体书写、历史话语中的沉默女性以及空间寓言等三个角度解读这些文本以多重主体策略融合女性意识与历史元素的美学张力,第四节则将其置入台湾社会独特的"后殖民"历史语境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中,分析女性历史文本对"女性"、"历史"与"国族"三者关系的呈现,从"女性意识"与"历史眼光"两方面检视女性历史书写的意义。     

台湾的“皇民文学”和“乡土文学”——读《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

台湾新文学思潮与大陆的新文学思潮是否存在共生关系,这一问题海峡两岸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大陆学者一般认为,台湾和大陆的文学本同出一源,在台湾却有一些学者极力否认两岸文学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并提出以“本土化”为标准检视台湾文学的定义、定位。《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朱双一、张羽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新文学的密切的渊源关系,     

阵痛与困惑——论中国新文学从现代向当代的转变

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文学史家将中国新文学划分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种划分法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新文学由"现代"向"当代"的转变,既引起了作家队伍的分化,又使新文学的性质、发展方向、创作手法、思想价值发生了转变。然而,依靠政治力量而促成的这种转变,使得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存在诸多的矛盾与悖论。同时,这种转变看似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区分开来了,但实际上二者在文学自身的逻辑结构、精神传承上仍存在血肉般的联系,这值得新文学史研究者反思。     

历史·文学·审美·真实——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初步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一直延续着《史记》编年体的体裁,呈现出历史性。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不同的编者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自夏志清先生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以来,文学审美性开始得到关注,这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新变。近来,"世界中"的概念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又一新意。但是,不管是文学审美性还是"世界中",文学史的编纂始终离不开传统性的范畴。而我们更是呼唤不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

现代通俗文学有一条系统的发展线索,它是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延续。现代通俗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新文学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现代通俗文学展示着特有的“现代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具有能够容纳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史观、史识、史实。     

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正1930至1931年发生在台湾的乡土文学论争,上承20年代的新旧文学论争,呼应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艺大众化建设,下启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延续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距离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已经有80多年,这期间台湾文坛经由日本殖民下的"皇民文学"、"边疆文学"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文学"再到解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和70年代乡土文学等,发生了一连串     

从问题小说走来——以《倪焕之》为例

五四问题小说的意义不在于选材的窄狭,而在于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描写和回答,其意义也应该在这个思路上去考虑文学在文化发展脉络中的作用。《倪焕之》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勾画出中国前途和革命之路的必然发展轨迹,而不是文学史叙述的单纯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和教育小说的代表。     

去殖民性进程中的战后初期台湾文学

1945年8月至1950年3月是战后台湾文学重建的重要开启时期,其去殖民性的进程在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框架中,由台湾本省作家和大陆来台作家在台湾文学传统和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艰难延续中展开。复杂的政治干预使去殖民性被当局简化为接受大陆政府统治,但台湾作家在认同中华文化上并未“失语”,他们仍以源自“民族精神”的“向心力”,顽强“回归”中国文学,并和大陆作家一起,以对战后台湾现实的深切关怀,延续、丰富了日据时期形成的台湾文学传统,其中根植于台湾的左翼文学思潮发挥了尤为积极的建设作用,提供了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在野形态。     

论现代文学反智叙事的嬗变

在漫长的以"革命"为历史主题的20世纪,以质疑乃至否定知识分子及知识价值为表征的反智主义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发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自五四新文学对"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接纳起,在之后的"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部分红色经典中皆可见其踪迹。甚而,在某些自由主义作家的某些作品中也不乏对此思潮的呼应。换言之,在新文学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叙事传统内,对知识分子价值进行解构的反智性书写业已形成线性的历史。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深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较为科学地阐释了“民族”、“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建国原则与模式,把人的改造同新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规划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其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堪称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言说的疆域——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

历史叙事实则体现了写作主体的精神动态,通过历史叙事呈现,我们可以洞察主体意识形态走向.鉴于台湾文学史的特性以及两岸相隔的现实,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更突出了距离对视中包含的种种政治文化想像,通过考察历史叙事提供的言说疆域版图,一方面可以探掘这一想像空间的多面维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学科的发展建设.本文选择刘登翰、杨匡汉、黎湘萍以及朱立立等所撰写的几本台湾文学史著作为样本,试析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位移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变动.     

基于多元文化视角下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探析

"文化寻根"是人类对基础文化结构进行追根溯源的一种认同与追思,而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感的强化,对中国文学的表述形式、中华文化的多元图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格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此为了确保少数民族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多元文化视角下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探析,能够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少数民族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发掘传统文化"和谐"基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含丰富的"和谐"基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整体和谐"性重要特征;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和谐"思想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中庸之道"最高价值原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充盈于传统伦理道德领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宽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试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理论价值——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开辟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道路,掀开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篇章,在海峡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通过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进行客观分析与公允评价,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和平共处思想、中国特色社...     

试析"一个中国"原则的来源和内涵

台湾问题起源于国共两党的斗争 ,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中国历史遗留问题 ,这构成“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来源 ;台湾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 ,这构成“一个中国”原则的逻辑来源。因此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两岸之间无论存在多大的分歧都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协商解决 ;从促成国家统一的角度出发 ,“一个中国”原则的真正内涵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只有坚持真正的“一个中国”原则 ,才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消解历史的秩序：20世纪末台湾文学中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研究

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后进入了一个文化转型期,彼时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已然松动,新的本土主义论述正在集结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本文以这个时期的台湾后现代思潮及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尤为关注那些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小说文本,这些文本以语言反省与形式解构为起点,反叛写实主义的美学观,质疑本质主义的历史真实观,不仅挑战前行代的美学主张,也解构逐渐凝聚为新威权话语的本土论述。通过对文本的审美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表征的分析,本文试图指出,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台湾后现代历史叙事文本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统一体的松动非常敏感且及时作出反应的话语,是意识形态统一体松动后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的表征,这些文本以瓦解历史的方式传达出特定的历史意识。     

明清不带宾语而用于动词前的“给”的词性探讨——兼论“被”、“替”、“把”等相关词语的词性问题

关于不带宾语而用在动词前的“给”及相关词语的性质问题，人们的认识一直是很有分歧的。许多学者认为介词是不能省略宾语的，因此，“x＋V”结构中的“X”只能归为助动词范畴。但从一些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给＋V”中的“给”及相关结构“被＋V”、“替＋V”、“把＋V”、“对／对着＋V”中的“被”、“替”、“把”、“对／对着”的性质却很复杂的是助动词、动词还是介词省略宾语的形式，是与具体语句环境有关的。也就是说，介词省略宾语的现象是存在的，是介词泛化发展的结果，而这种省宾现象主要体现在口语性语料中。     

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文化认同研究

近年来,以语言、文学、历史、神话为考察重点的文化认同讨论,在学界是热门话题。台湾文学史的撰述与台湾文化认同改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