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经验研究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老师给报考的研究生出过这样一道题:“ethnography通常被译为‘民族志’,现在有学者主张译为‘田野志’。你的意见是什么?你的理由又是什么?”结果20多个人的回答都一致主张继续采用“民族志”。他们论述的主要理由是,“民族志”的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具有深厚的学科史的背景,而“田野志”的中文字面只是田野工作笔记,不能明确表达研究者对文本的创造性贡献。这些回答并不完满,但是大都显示他们认识到了在人类学经验研究的田野作业与最后成果之间人类学家的作用。从田野作业到民族志著作,人类学家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     

理解个人、 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方法的探索与尝试之路

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得重新返回到人的问题上来理解， 人是在社会与文化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互构中完成其波动性的生命历程的。 对人而言是波动性的存在， 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结构化， 而对文化而言则是一种重构性。 人类学需要一种田野八式的扎实田野，同时也需要线索民族志的问题解决， 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微信民族志的新文化书写。中国人类学家在这方面必然大有可为。     

瑶族的汉式姓氏和字辈制度──瑶汉文化涵化的一个横断面

文化涵化作为文化变迁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人类学研究论坛上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涵化”（acculturation）这一学术用语，以三位美国人类学家的界说最具有代表性。早在1936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M．J赫斯科维茨就在他和R．雷德菲尔德、R林顿两人合著的《涵化研究备忘录》中对“涵化”下了定义，认为：“涵化”指的是“由个体所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间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式发生变迁的现象”；在其1938年出版的《涵化：文化接触之研究》一书中，他又重申了这一定义产1953年，R．比尔…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当代进路——兼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工业民族志及其双重叙述

马克思与恩格斯开拓了工业民族志的经典，他们的诸多著作均是围绕19世纪工人、工厂、工业议题写作而成的。恩格斯根据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双重叙事方法开展了民族志的书写，两个经典文本构织了一条以劳动过程、价值分配、工人生活境况为核心议题的研究进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发了无数研究“三工”问题的工业民族志。这一谱系将工业民族志放置于宽广的全球化视野中来认识，是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现实关怀。     

民族志经验反思

自《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出版之后,田野工作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就是在科学的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真实、准确、恰当地对社会事实进行描述和解释,贯穿于人类学在民族志的材料收集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之中。特别是在全球     

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以刘新《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的谱系》为例

当前民族志文体的创新不断涌现,刘新的<自我的他性>一书可归为实验民族志一换类.其不仅成功地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概括为"自我的他性",而且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对人物的分析应当发展成为人类学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方式;经典民族志所呈现的"真实"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反对在民族志中将主体性当作一种类似实体或本质的东西,而应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     

谈情说异：乔健人类学研究的情感面向与田野反思

区别于后现代反思与转向后“情感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的兴起,乔健人类学研究中的情感面向,并非是学术思辨和范式更迭的结果,而是一位华人人类学家包容生命感悟与自我观照的“身心经验”和“生命内省”。由抒怀、写情的田野书写到共情、共在的立场反思,乔健将其漂泊的个体生命史、深沉敏感的文学才情、参与经验的田野体悟,以及以人为本的学术追求交融一体,使“情”在其人类学生涯中成为持久而深沉的内在脉络,最终由隐而显,在晚年汇聚为“谈情说异”的跨界学术探索。     

“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

文明互动的机制并非受到文明核心区画地为牢一般的自我疆域界限的限制。文明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又重新进入到今天人类学家的视野之中,由此而使我们有机会把原来一种定点民族志的田野研究,放置到诸多形式的通道、流域、走廊以及道路的更为广阔的文明互动与流变的形成轨迹之中去考察,这便成为今日人类学视野新拓展的当务之急。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做一种人类学的文明俯瞰,而非局限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所曾经训导我们的如何用匍匐于地上的眼光狭小的人类学。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胸怀去构建起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从一种文明的关怀上去看待我们的人类学所一直孜孜以求的社会、个人与文化的那些复杂性的关系。这是人类学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之所需。     

局内人中的局外人--体味民族志新作《在自我的阴影下》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副教授刘欣前不久出版了他的中国民族志专著《在自我的阴影下》(ＵｎｄｅｒＯｎｅ’ｓＯｗｎＳｈａｄｏｗ ,2 0 0 0 )。这部人类学作品不仅仅带给英语读者一份改革开放后中国西北农村的个案实录 ,更向华人学者展示了作者“借题发挥” ,诉说自我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反思。《在自我的阴影下》一书作者所选择作业的田野点是一个叫做赵家河的单姓村 ,隶属于陕西省渭南地区澄城县雷家洼镇。单姓村在当地非属寻常。这个村庄社区分为几个群体 (村民小组 ) ,被顺序组织成三个聚居点 ,总共包括大约 2 0 0户人家。…     

法律、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

布赖恩·比克斯著,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著者比克斯在该书《导论》中介绍说:"我在第一章中解读了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有关‘开放结构’的讨论,同时也比较了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著述中与哈特‘开放结构’概念类似的观念。第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

一般认为,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是由马林诺斯基出版于1922年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近年来进行学科反思的学者指出,过于强调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其实抹煞了民族志方法早在1922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就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更重要地,对马林诺斯基的文本和学术背景的研究表明,他所谓的"科学"民族志既包含了诗学也包含了政治成分。     

文化研究内卷化的探索路径:一种民族志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内卷化,是指在形成一定的研究模式后,文化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使得其文化内部更加精细化,突出表现在文本对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关注。文章对西方学者有关内卷化和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当前国内文化研究进行了关联思考。与人类学民族志不同的是,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特征,它在研究者、被研究者共同反思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文本的语境。文化研究民族志的特点表明可以加强对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把握,使得这一民族志成为文化研究内卷化的路径之一。     

中国教育的人类学考察--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教育是自 2 0世纪 80年代末期兴起的 ,它是以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结合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综合欧陆教育人类学的哲学传统和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而成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庄孔韶是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人社会、教育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研究。庄教授于 1 989年出版了《教育人类学》一书 ,对于中国教育传统做了历时和共时的考察 ,并对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 ,提出了中国人类学家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给人启迪 ,让人深思。最近 ,本刊编辑部对庄孔韶教授进行了访专 ,现以问答形式发表 ,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个“逃离国家”发展的村寨民族志——《在国家边缘:缅甸那多新寨调查》评介

正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看,无论是为了加强对他者的管理,还是为了反省自身文化进入异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他者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的传统。而在中国,国外民族志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等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之下,人类学越来越重视跨国话题的讨论。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理环境上天然地连为一体,在历史上交流互动频繁,长期持续的经济合作和密切的文化交往决定了我们进行"东南亚国家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凝聚了云     

民族志文本的本土实验——评《金翼》与《银翅》

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向来十分含混 ,多年来人类学在学科体系中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自主性地位。它与社会学的暖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尴尬的情状。如果一定要把两者作一个区分 ,那就只有人类学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 ,即“田野工作”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以及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本产品“民族志”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有人译为“文化志”)把两者区别开来。对“民族志”的写作及文本形式 ,历来有一些规范性的要求。如“民族志是这样一种研究过程 :首先 ,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 ,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     

《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是两本兼具文化功能论与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志。费孝通在叙事过程中拒绝功能论的写文化逻辑,也不愿意抱持武断的阶级立场,而是将其社会文化视野与宏观、微观的经济行为分析同时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本土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形式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学或人类学,也未走向相对主义的文化解释路径,而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追求平等与繁荣的知识目的下,对社会文化实体中的经济生产行动展开探索的实质主义研究范式。费孝通的分析与关怀,试图同时兼顾城市与乡村、资本与劳力、地主与农民,是一种迈向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的先声。     

评西方关于“第三个马克思”的发现

本世纪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曾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关于“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争论的思潮。70年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发表后,西方学者又宣称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马克思,     

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

民族志包括两个艰苦的知识生产过程,一个是长期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一个是民族志文本的思考与撰写.贝特森在<纳文>写作之前经历了曲折的田野作业经历和心灵的磨炼,别开生面地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做描述的对象,把民族志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从而在完整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说明民族志研究的心智条件.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