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从7·23温州动车事故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的行政问责处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7·23温州动车事故中行政问责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未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仅仅依靠严惩遏制不了事故频发

从毒奶粉事件,再到去年频现媒体头条的安全事故,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安全生产、严格监管,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三令五申;改进技术、法律严惩、完善制度,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改进;事故发生后,对相关领导的"行政问责"也得到了推进,基本上做到了雷厉风行地查处,不遮不掩地披露。可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还是频     

引咎辞职者的反思是问责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

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中，“问责风暴”再次刮起。这是近年来继非典、开县井喷和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之后，中国政坛掀起的新一轮“问责风暴”。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薛瑞汉近期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权责不清。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2．问责范围太小。从一般意义上说，问责的关键在于，只有平时认真负责，才会减少事故的发生。问责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     

杜黎明：构建问责制度 打造责任政府

一、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一些地区推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主体、对象、范围以及责任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加快行政问责立法的建设

2008年,伴随"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山西"9.8"尾矿溃坝特大事故、深圳龙岗"9.20"特大火灾事故、河南登封"9.21"特大煤矿事故,一批行政官员相继被免职,"问责风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当官有风险是件好事

短短数日,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到深圳舞王歌厅大火相关责任官员被迅速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等人辞职,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应声而起。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们看到,行政问责正在从重大安全事故延     

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云南：媒体监督成行政问责依据

据人民网昆明2月14日电，从3月1日起，云南省将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问责办法》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问责办法》规范了问责的主体、方式和程序等内容，是以云南省政府名义制定的首个行政问责办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10种情形列入问责。具体的问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及建议免职。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在美国看人民币汇率

据《北京日报》报道，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因阜新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被停职。有评论指出，这是自去年刮起“问责风暴”以来问责力度最大的一次。有关专家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仍属于“个案“处理，我国对问责制尚未形成规范和制度。     

云南：媒体监督成行政问责依据

云南省3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问责办法》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根据《问责办法》，以下10种情形列入问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问责制．也即所谓的“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的客体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效克服了权力机关等外部组织问责时往往只针对有关机构及其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局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主动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问责的新思考：依据、价值与路径解析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着坚实的依据和独特价值。人民主权理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公民问责的理论依据，宪法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是其宪法依据。公民问责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扩大了行政问责的范围；问责热情高，态度坚决；形成对政府权力的全面监督等。当前必须从加强公民问责文化建设、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公民问责的相关制度与程序等方面入手，促进公民问责的健康发展。     

关于完善行政问责程序的思考

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目前行政问责启动程序还不完备,处理程序也不健全。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对于有效发挥行政问责的监督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在问责的启动程序上,要完善受理与立案制度;在问责的处理程序上,要完善调查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目前,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存在行政责任不明、行政问责乏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行政问责文化滞后、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缺陷等问题,解决的方法与思路是明确行政责任、强化异体问责机制、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健全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困境与重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善行政问责制度.     

电子政府建设中的行政问责机制探讨

简述了电子政府的内涵及行政问责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作用。列举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行政问责机制面临的问题：因行政任务具有弹性而可能存在责任界限模糊的状况；责任绩效考评存在困难，激励机制需要强化；政府组织的权力强化，职权行使与对职权的监督之间出现失衡；固有行政责任机制所陷入的效率困境。探讨了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途径：强化组织机构的执行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承担机制；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与绩效激励；强化社会问责，增强政府回应性；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政府管理变革；制定有助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