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兼具双重属性,从宏观上讲是一种制度,而从微观上讲则是一种活动,其主要包涵主体要素、对象要素、客体要素、程序要素和结果要素。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面临着问责主体过于单一、问责对象含混不清、问责结果刚性不足、问责信息公开不够等诸多问题,我们应当从扩展问责主体范围、明确问责对象权限、规范责任追究结果、推进问责信息透明等方面着手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目前,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存在行政责任不明、行政问责乏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行政问责文化滞后、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缺陷等问题,解决的方法与思路是明确行政责任、强化异体问责机制、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健全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式走进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     

我国行政政治问责的问题与对策

行政政治问责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是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实践中的短板。这种制度困境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有主观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治问责立法滞后的影响。针对行政政治问责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从行政政治问责的主体、对象、适用范围、标准、程序和救济制度方面提出构建有效的行政政治问责的实现机制。     

行政问责制如何更为完善

行政问责的规范和完善,对制约公权力、推动政府工作高效廉洁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客体、程序上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进一步理顺问责体系,构建问责文化,提升问责力度,全面推进行政问责规范化发展,以实现我国建设责任型政府的目标。     

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人大、纪委等问责主体的外部问责,提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和社会民众的问责意识,加快行政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行政问责必须实现五个转变

要使政府行政问责达到应有的效力,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即在制度上,由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转变;在行政理念上,由消极被动问责向积极主动问责转变;在主体层面上,由以同体问责为主向同体、异体相结合,以＂异体＂问责为主转变;在客体上,由结果问责为主向结果与过程并重问责转变;在运作层面上,由暗箱问责向阳光问责转变。     

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浅析电子政务强化社会问责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分析了中国社会问责缺失的主要表现:信息公开程度低下、问责程序规范化程度不够、问责主体参与机制匮乏;将社会问责放入电子政务的研究视域,论述了以电子政务强化社会问责所作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出了应用电子政务深化社会问责的实现路径。     

基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后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探究

行政诉讼是依法行政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之一。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的情况已成常态,而对败诉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效果却无法达到该制度设计之初的本意,这就容易造成对被告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威慑力不足甚至空缺,仅对被告适用内部的问责机制已不能适应依法行政的现实要求。因此,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必须要制度明确、结果公开,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让容错问责机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以此来增强行政主体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信服度。     

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转化的历史必然及其构建

我国行政机关中实行的同体问责制,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要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实现问责体系制度化,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困境及其法律对策——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看,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增加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提高行政决策的社会可接受性、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社会管理创新功能.我国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困境主要有: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主体存在合法性困境;政府信息不透明为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设置了障碍;程序法规的缺失致使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难以有序化.制定《社会组织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行政程序法》,创新社会组织参与行政决策的主体法律资格、法律信息机制、法律程序机制,是破解其困境的法律对策.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是目前党政干部问责制的主要实施形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与传统的干部问题处理方式比较契合,执行起来顺畅,效果显著.但其缺陷也同样十分突出.为此,在实施行政问责时,一定要对行政问责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对行政问责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必须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问责的对象.     

行政信息网络公开的优化措施与完善路径

实践中,行政信息在网络平台公开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完善网络平台信息公开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强化行政信息公开意识及监督问责救济机制,优化网站版式设计和网络适时沟通反馈机制,提高行政信息公开的质量和针对性以回应公众的各种利益诉求与关切.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建立完善的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制度以及问责文化建设上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健全与完善.     

论行政侵权的客体

行政侵权的客体是指行政主体在违法或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时所侵害的行政相对方的"法益".行政侵权客体的合法权益论已经不符合世界行政侵权保护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行政侵权客体的理论研究应摆脱民事侵权理论的桎梏.行政侵权客体要满足不断发展的权利需要,范围应逐步扩大.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论防范行政不作为的五种应对机制

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有了长足进展,各级各类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已走上规范化、法治化道路。但行政实践中,不规范、不合法的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现象频发。作为一种公共事件,"行政不作为"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及国家公权力在社会公众中的社会形象,损害了广大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在此,我们提出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复议机制、诉讼机制、国家赔偿机制等五种防范行政不作为的应对机制。     

杜黎明：构建问责制度 打造责任政府

一、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一些地区推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主体、对象、范围以及责任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