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制度：优势、挑战与前景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是理解技术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维度。以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在制度规范生成与传播、制度合理性与有效性、制度自我修复与演化和制度运行的技术逻辑等方面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以此为出发点,数字技术赋能下基层民主制度进一步彰显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实践准则、增强制度的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制度的权威性与认受性、激活制度的政治社会化功用。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因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给基层民主制度运行带来的有关政治平等、制度公正、政治参与、制度目标等方面的挑战和难题。为此,有必要在观念方面坚持基层民主制度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在技术方面将基层民主制度下的共识规范嵌入数字技术、在制度方面形成组织协同下的问题解决机制。数字时代仍应聚焦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使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需要。     

资本与政治在西方纠缠的历史和逻辑

资本与政治在西方的关系十分特殊。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阶级建立公司国家制度，开启了资本与政治相互纠缠的历史进程。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资本与政治的纠缠更加复杂。西方民族国家的聚合机制在于，资本获取的巨额财富中的一部分惠及社会民众，缓解政治对立，进而不同群体实现利益相关。经济全球化下，西方垄断资本在全球过度扩张，引发各种“极化”现象，政治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制逐渐失效。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资本推动民主政治向操控型政治演变，加重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失序。研究资本与政治在西方纠缠的历史和逻辑，对于理解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政治民主化中的民粹主义

20世纪 80年代末 ,台湾政治开始了向西方式的民主转型 ,然而 ,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之中 ,也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泛滥现象。本文比较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 ,指出了民粹主义泛滥的危害 ,分析了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 ,着重指明了“台独”分子的操纵是民粹主义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前欧美各国现代化面临的共同挑战

当前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和技术等多维度、多方位的冲击和挑战。其中，经济不平等是欧美各国现代化最为紧迫、严峻和根本性的问题。西方启蒙时代以降形成的以宽容、妥协、协商为标志的政德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遭遇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极化政治为代表的激进政治浪潮的冲击和挑战。反智主义加剧了政治信任危机，扩大了身份政治分裂，营造了“后真相”政治氛围，恶化了政治极化趋势，也激化了民粹主义情绪。新技术革命催生并型构出新兴的政治样态和治理结构，数字安全、数字不平等、数字利维坦、算法歧视和人工智能是数字时代对欧美各国现代化提出的新的挑战。     

代驾司机数字劳动不稳定性的算法形塑机制及其主体应对

数字劳动是当前青年就业的重要形态。通过对代驾司机数字劳动过程进行考察，讨论数字劳动不稳定性的塑造机制以及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代驾司机的劳动时间、劳动空间以及虚拟劳动身份极不稳定。代驾平台通过算法管理，对代驾司机的数字劳动进行控制，剥夺了代驾司机的劳动知情权、劳动选择权以及劳动评价权，从劳动政体上形成数字平台对劳动者的霸权，从而确保按需服务得以实现。面对算法管理驱动的劳动不稳定性，代驾司机通过猜算法、顺从算法、弥补算法来应对。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劳动不稳定性的本质及其算法形塑机制，丰富了数字劳动研究。     

浅析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最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数字劳动”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大趋势的思考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关键性概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两个核心概念的系统辨析，以平台厂商、平台用户、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的“平台资本主义”系统为例，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形式作出了探讨,并结论指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非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因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而进一步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迈向“算法学术”：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塑造风险及其化解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智能化时代，以算法为内核的智能技术不断塑造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表现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转型、拓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以及最大限度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引领。由此归纳出算法塑造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元要素集分别是作为能力要素的技术、作为价值要素的话语及作为观念要素的文化。但能力要素、价值要素及观念要素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匹配，使得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算法塑造有潜在风险。具体来看，算法技术的滥用导致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被算法控制的技术扩张风险，资本话语的渗透会引发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被商业化平台价值宰制的风险，算法文化的杂糅形态或招致主流意识形态观念被弱化的风险。为有效化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算法塑造的风险，应当引入算法学术概念对算法现象的学理、逻辑、理性和批判立场展开分析，并提出超克路径。     

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不均衡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近年来,民粹主义逐渐成为欧美世界里一股反抗性浪潮。民粹主义既沾染了民主主义的色彩,与民意合法性相依存,又内含着多数暴政的可能性。作为民粹主义的时代新形式,欧美民粹主义具有立场复合性、主题多元性的特点,本质上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伴随着民粹主义的升温,国内对民粹主义发生机理的研究形成了外部刺激说与内在演化说,这两种解释虽然能够较好的解释民粹主义产生的背景、影响,但都没有注意到民主制度内在结构性因素变化与民粹主义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由于民主制度内在的精英-大众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出现断裂,导致政党制度的衰落和公共领域的陷落,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危机。民粹主义植根于大众民意的基因,使得其从脆弱的既有民主建制中冲决而出,把自身凸显为大众与社会的真正代表者。欧美民粹主义的泛滥,其实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对照自身、重塑现代民主制度核心与精髓的契机。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

“技术封建主义”是近期西方新兴的一种思潮，在左翼与右翼学者之中都有较大影响力。该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变革带来了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复归”，数字产权、平台垄断与集中化使得资本家成为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以投资、创新与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以暴力征收租金的封建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增强以及新等级制的出现则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技术封建主义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本质上是旧有理论无力解释信息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产物，也反映出西方左翼学者日益远离马克思的危险趋势。本文在详细梳理西方学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视角阐明技术封建主义的起源、本质及其内在弊端，并尝试分析后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左翼理论的未来出路。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动因与影响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已成为西欧一道新的政治景观。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影响下,原本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的以反移民、排外为主要政治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成为欧洲"最显赫"的政治力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众焦虑和不满心理的反应。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西欧社会面临的身份认同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各国的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与难民问题而导致其在各国国内政治认同下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思想和纲领政策的调整及其策略的转变,这些都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有利条件。虽然2017年荷兰、法国和德国的大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尚在可控范围内,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打破了西欧国家传统的政治平衡并重塑欧洲政治格局,深刻影响着西欧各国政治议题和政策取向的设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威胁,使西欧社会思潮和民主政治面临巨大冲击。     

深度媒介化时代我国政务公开的拓展路径

<正>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传播已嵌入政治、经济、社会运作的基本环节,我们进入了一个深度媒介化时代。在这一时代,媒介不再仅仅是反映社会的平台和介质,而是直接介入到社会政治运作的具体环节,成为其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对现行政府治理运作的机制、法则和模式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政务公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现代化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欧洲社会极端主义日益多面化

在2016年,全球极端主义形势的最主要特征体现为:在政治极端主义层面,西方世界左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势力愈发强势,不断改造着西方政治、社会形态,政治极端力量与民粹主义的当代结合,成为塑造西方政治未来图景的最不可控变量;同时,在社会极端主义层面,本土社会以保守排外为特征的极端情绪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互刺激,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正在显现。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类型划分、行动策略、治理路径

从近年欧洲各国的大选看,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情势高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这股情势统理整合成具有一定组织性的行动影响了欧洲的政治走向。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行动策略是:解构公共理性的逻辑,建构非理性的直观;解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领导权,建构"多元的激进民主";解构群体的共同利益,建构对他者的敌意;最终获取自身的团体利益。欧盟政治格局正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这也为欧盟进行新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欧盟并没有对欧债危机后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坐视不理,针对不同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采取了差异的治理路径。     

“民主”辨析

<正>民本文化说到底是一种臣民文化。19世纪末中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的士大夫不愿意用"民主"指代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和宪政,而是用"共和"一词。民权主义对西方民主思想有所吸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国创建的思想基石。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文革期间的"大民主"是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民主。民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是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达成共识的政治哲学。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伊始便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把它们作为拯救中国的两大法宝。"民主"     

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

在数字劳动分工中，数字劳动的总体性效用被分割成各种节点，数字劳动分工后的总体性是数字劳动者被分配为数字子劳动的聚合性。这种聚合所形塑的总体性算力，并非数字个体劳动的直接数字技能，而变成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数字社会进化力量。数字平台把之前分散的数据重组成具有整体性的体系，原本属于数字主体的数字劳动目的和“点击性”生成数据的数字子劳动，转变成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流，进而变成数字技术合目的性的算法机制。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分工的连接关系最终异化成数字资本的操控力量。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消费、分配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垄断表现出双轮垄断的特征。这造成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大、资本统治力度的增强，也挤压着传统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等问题。数据垄断的前提是数据的集中，而集中的数据掌握在作为数据载体的私人平台企业手中，平台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和算法是实现数据垄断的“另一条腿”。数据垄断有三种掠夺方式：一是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二是基于数据垄断优势的需求“制造”，三是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我们需要正确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管方法。     

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促进数字社区和数字乡村深度融合，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在经济层面，数字平台推动社区与农村、消费者与厂商、城乡要素深度融合，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拓展空间，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载体，激活经济发展潜力；在社会层面，数字创新场景助推城乡全面数字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社区生活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成为数字生活入口。对此，应加快城乡数据共享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务服务平台与商业平台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城乡融合的数字生活场景、强化城乡居民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培养与教育，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与势，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超女式”民主:是民粹而非民主

王菲在《学海》2007年第5期撰文指出:所谓"民粹主义"主张"诉诸人民,回到人民身上",这与民主政治有貌合之处。但是,民粹主义忽略民主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法治传统、普遍性恶     

民主语境下的台湾民粹主义现象

在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中,民粹主义现象长期以来饱受岛内外学者的垢病。从李登辉的"民粹威权"到陈水扁的"民粹式民主",再到近年来的"反服贸运动"、"反课纲运动",民粹主义就像潜藏于台湾社会的一种病毒,一遇到适当条件便会发作。台湾民粹主义的界定众所周知,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具有"实践与理论来源的多样性"。不过,一般认为民粹主义来源于两个实例: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与美国     

数字焦土和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

在乔纳森·克拉里看来，被资本主义控制的数字平台和智能算法，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成一片数字焦土，在这片数字焦土上的生命变成了无根者。无根之人的形象并非诞生于数字资本主义，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从薇依到本雅明，都以各自的方式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于扎根于大地的人的生命的刈除，切断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断裂更为极端，使现代人的生命不再扎根于真实的大地，而游荡于由现代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构成的寒冷的界面上——这个数字化的界面却是生命的焦土。而破除数字焦土的希望，在于被资本主义平台和算法遗漏的剩余数据，延续福柯和本雅明的道路，坚持剩余数据的考古学。唯其如此，现代人似乎才能破除唯利是图的摆渡人卡戎的幻象，建立起新的物体间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