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商业保密法规，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商业秘密包括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罪在实践中表现为非法获取商业秘密、非法利用不法获取的商业秘密以及违反约定或者要求利用商业秘密等行为；本罪中的“重大损失”应指实际产生的物质损失。     

TRIPS体系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与TRIPS协议关于未披露信息的保护规定既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对象、客体、主观方面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程序等方面，对我国法律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相关立法的建议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田宏杰在《法商研究》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维护正当的竞争秩序、兼顾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财产权益，既是我国设立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价值选择，也是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保护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价值追求。对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重大损失”的认定，应以权利人因侵权行为而丧失的竞争优势或者商业机会为主，兼顾商业秘密自身的价值；以“行政优先”为原则、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及其防范

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义不科学,将“实用性”作为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并无必要;“经行为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规定将商业秘密的外延限制过窄,应改为“行为人具有保密的意思”。侵犯商业秘密罪在立法上采用结果犯的模式易导致理论和司法上的混乱,若将其改为行为犯,有助于理顺侵犯商业秘密罪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矛盾,解决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处罚过失的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将其非罪化;建议重构完整和科学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体系,修改、完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强化我国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防范机制。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诉时,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是对商业秘密保护不力,该立案而不立案,放纵了犯罪;一是动辄以他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为由,插手到当事人的民事、经济纠纷之中,侵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司法认定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在立法上应明确什么是商业秘密,哪些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等。     

对商业秘密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几点认识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文章阐述了商业秘密的内涵、特征及其法律保护,分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并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与《刑法》有关条款在适用上作了比较。     

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商业秘密权冲突以主体双方分别对相关信息享有权利为前提,是由于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和交叉性导致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协调知情权与商业秘密权冲突的原则主要有利益衡量原则、最大利益保护原则、权利位阶原则、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权利限制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应从立法完善、诉讼外的手段和诉讼内的手段三方面协调知情权和商业秘密权的冲突。     

论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和重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中存在着价值冲突和权利冲突,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需要体现利益均衡。维护商业道德和促进研究开发也是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基本原则中的重要内容。     

数据权利界定的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高价值的新型财产，但数据权利的界定仍显模糊。传统版权模式下的数据库权对于作为内容的具体数据保护相对有限，虽然立法成本较低，但其难以满足数字经济的需求。对于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分析与证成，意义在于明确数据的财产属性，构建数据权利的基本框架，但在制度层面上并非广义的数据都需要获得类型化、产权化保护，权利客体宜适当限缩。知识产权模式下的数据信息权客体限定为结构化数据，主体为对原始数据合法收集、合法加工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数据信息权的效力既及于作为整体的数据集合，也及于构成数据集合的具体数据，同时数据信息权还受到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方面的限制，是兼顾保护强度与制度成本的选择。     

析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界定

市场经济的建立,科技人员的合理流动,在市场竞争中,商业秘密的价值日益体现。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并运用刑罚手段保障是必然趋势,本文试从商业秘密的界定角度,阐述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界定。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于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3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东莞现象"——生存证明权是流动人口新的权益问题

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底数不清、企业任意隐瞒民工数量的现象并非鲜见。其中既有因收费产生的经济动因,也有社会心理原因和制度缺失的因素。农民工的生存证明权被剥夺是最严重的权益侵害,意味着一切权益的剥夺,影响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与政府对此不能视而不见,要有所作为。     

对经济适用住房"有限产权"的扩展

2007年公布的新<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了"有限产权"的概念,以期解决早期模式下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然而这种限制产权交易的有限产权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对当前有限产权模式的分析.发现其在政府监管成本、地方政府投入、开发商兴趣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建议采取所有权与居住权分离的新型有限产权制度,充分发挥经济适用住房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作用,具体在实践中可以考虑政府优先产权和开发商有限产权两种模式.     

关于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思考

小产权房是指城郊乡镇或村在集体土地上集中建造的住宅,部分或全部销售给城镇居民,但其没有国家房管部门颁发的合法产权证。小产权房具有没有房屋产权证明,在拆迁或征收后购房者的利益难以补偿、房屋质量难以保证、配套设施不完善、转让或遗赠等流转过程没有保障等法律特点。目前,我国农地产权流转市场的局限性是限制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和立法上完善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促进小产权房合法化,才能尽快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股东“反悔权”的法理基础和法律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出台前后,转让股东是否具有"反悔权",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对"反悔权"的法理基础进行了梳理,认为"反悔权"不宜直接否定或不加限制,并进一步从股东已履行通知义务征求意见;未通知情形下股东可否放弃转让;章程另有规定或全体股东另有约定三个方面分析"反悔权"的法律适用。     

论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

孙中山博采西方之长，吸纳中国传统思想精华，提出“权能分治”理论，主张国家的权与能要分开，以人民权利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权能分治”理论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在当时的中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权利"概念与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研究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发展，尤其自进入21世纪后，“权利”和权利观念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层面上前所未有地凸现起来；今年宪法修订，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之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明确的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人们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农民话语权回归的制度分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新农村建设的保障与重要表征.但当前农民仍然没有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某种回应.文章以此为逻辑起点,探索农民话语权缺失的根源,并提出对策性思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一审刑事公诉案件检察机关享有"撤诉权"的质疑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了法释[1998]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的内容,实质上规定在一审刑事公诉案件中,检案机关享有"撤诉权".从立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解释>条文,实际上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国家赔偿实践当中,由于此<解释>条文的实施,出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着完善法制,求教同仁的态度,笔者对此<解释>条文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