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大调解格局

近年来,蓟县人民法院积极尝试司法转型,使法院职能从＂纠纷的解决者＂向＂既是纠纷解决者,又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引导者、监督者＂转变。探索中的一些做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县委、县人大常委会的认可。健全矛盾纠纷排查网络一是建立便民诉讼服务站。2006年6月,本院结合辖区实     

诉讼抑或和解：民事纠纷主体选择偏好的经济分析——基于两种经济模型的对比

诉讼与和解是两种最主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诉讼爆炸以及诉讼成本高企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通过和解机制得以消解。目前,法经济学界对纠纷主体＂诉讼抑或和解＂的选择动机主有标准经济模型与价格理论模型两种阐释框架。根据这两种分析模型,＂诉讼抑或和解＂的选择不仅与纠纷市场中交易主体对案件判决的评估及交易成本相关,还与纠纷主体进行风险规避时的风险偏好和选择视野密切联系。     

和谐社会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为了有效化解大量的民事纠纷,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当前不仅应重视诉讼的作用,更应该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当务之急是要纠正片面法治观,树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理念;适应现实国情,建立多渠道的纠纷解决体系;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从而建立起便捷、高效、公正的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多元化视野下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此，有效地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比较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成功经验．把外国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与我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革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形式，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路径。     

民间借贷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启示——基于温州的实践

针对温州金融纠纷尤其是民间借贷纠纷"井喷"现状,温州市相关部门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解决金融纠纷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现趋于平稳,对相关纠纷解决进行反思,有如下一些经验:应着力建立和健全适合民间借贷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诉讼和非诉讼机制相结合,充分发挥非诉讼机制的作用,诉讼机制应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首先和唯一的手段;加强立法和制度探索,构建一套适合民间借贷纠纷特点的诉讼机制,以多元、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克服当前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巴西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群体性消费者纠纷属于现代型民事纠纷类型,一些国家于传统诉讼制度外建立了特别纠纷解决机制以对之进行有效处理。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巴西,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有效保护了消费者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及集团权利,对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完善我国ADR制度的思考——兼论ADR在分担诉讼负荷中的功能与优势

ADR是一个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它不会因为司法功能的扩充和诉讼作用的凸显而萎缩或消失。　　一、诉讼的功能及其限度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 ,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活动。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处理与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后手段 ,也是我国“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和治国方略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具体体现。诉讼是以启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以司法裁判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它本身蕴涵着多元的价值选择 ,承担着多重的社会功能 ,发挥着广泛的社会调控作用…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合理的建立,维护了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多元化民族纠纷机制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对诉讼纠纷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其主要发挥了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机制在各民族地区的作用。借鉴曾经在民族地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与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配套的立法。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矛盾纠纷调解因其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恢复等独特优势,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既要加大调解的力度、积极发挥调解的功能,又要通过司法确认发挥司法对调解的引领、支持作用,还要构建与完善“诉讼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使“调解”“诉讼”有机联系,发挥各自的价值与功能。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经验研究

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决定解决家事纠纷有必要建立一整套区别于解决普通民事纠纷的机制。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应设立专门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制定专门家事审理程序,制定专门的家事法,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设立专门的家事纠纷非诉解决机构"家事调解中心",将调解作为家事纠纷诉讼的前置条件等。     

论票据法上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票据法上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法为实现票据权利人与票据义务人之间利益的二次平衡而设计的制度。学者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历来有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派出所解纷权——以一起自杀式讨薪案的处置为例

自杀式讨薪行为是一种底层的不"体面"、不"正规"、不合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以扩大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这类含有暴力因素或有危害公共秩序之虞的因素的民间纠纷,成为当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主要项目。民警在这类案件中的功能,主要是充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控制者、缓冲者、疏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派出所的民间纠纷解决权,是底层大众解纷需求的产物,以此为核心的派出所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映了底层解纷机制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析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刑事和解的本体价值新析——兼评我国刑事和解的克制主义立场

随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刑事和解热潮风靡一时。作为一种非正式犯罪反应方式,刑事和解使得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转向＂三元结构模式＂,其本体价值在于：＂人＂的主体理念的回归、价值元子的重新整合与革新以及对于权力—权利范式的补强。然而,只有良好的制度与契合的现实环境才能让刑事和解价值扬长避短以充分发挥功效。在相关的软硬件条件尚还阙如的我国现阶段,盲目泛化刑事和解不是理智的选择。     

民间调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工作具有化解纠纷、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宣传教化的社会功能。在社会转型期,进一步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对于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独特而巨大的现实作用。     

劳资和谐与政府职责

本文依据我国劳资纠纷的现状,提出纠纷解决有赖于政府的政策调控、立法规制和行政干预,需要构建以调解为主体、内部协商和外部解决为两翼的劳资纠纷解决体系。文章还具体指出,需要建立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的独立的调解机构,提高行政机关在调解中的公信力,完善由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和工会组成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     

群体性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增多的集体劳动争议、群体性劳资纠纷使当下我国劳动纠纷案件成为了热点,主要表现在集体性讨要拖欠工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以及要求补缴社保等领域,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控制问题的蔓延,则容易造成更大的集体性纠纷。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发达的社会诚信考察制度,加之法治监督环节的疏漏,致使本已繁多的集体劳动纠纷,变得涉案当事人众多、案情复杂多样、社会关注度高、涉及问题敏感。因此,尽快研究群体性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十分必要。     

美国对中国产品并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问题研究

依据WTO贸易规则,WTO成员对来自市场经济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并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产生补贴重复计算的根源不同,补贴的形式也有差异.在美国对华并用反倾销反补贴的铜版纸案中,美国商务部对华适用反补贴法存在巨大的法律障碍.美国商务部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导向产业待遇,在反倾销调查中所采用的生产要素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中国铜版纸国内补贴的重复计算.我国有理由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寻求美国司法救济.     

完善仲裁机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贵阳实践为例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支富有活力和希望的生力军,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仲裁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制度,对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仲裁制度仍存在些许缺陷和不足,需尽快加以改进和完善。     

The Politics of Compliance with Advers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ulings in China

Starting from 2004, China's trading partners,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creasingly utiliz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DSS) to challenge China's trade-related measures. As a major player in world trade, how China responds to adverse rulings is not only important to its trading partners, but also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 China has thus far held a relatively good compliance record when facing adverse panel and/or Appellate Body rulings, except for the recent delay in full compliance in China—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Products. Through examin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decision making when targeted in a WTO disput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in general, China is highly motivated to comply with the WTO DSS due to the reputational costs of noncompliance. Nevertheless, the recent delay in compliance in China—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Products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could be impeded by certain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interest groups, especially when the measure at dispute is politically sensitive.